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標叔。
2025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當天,在韓國濟州島一處舊日軍機場遺址前,近百名當地民眾自發聚集。
目的是向88年前在那場慘絕人寰暴行中遇難的30萬中國同胞獻上白花、低頭默哀,并拉起一條漢字橫幅:“南京和濟州苦痛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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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幕被多家韓國媒體現場直播,迅速在中國社交平臺引發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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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4年起,每年12月13日,濟州島的民間組織都會在此舉行悼念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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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過去多年,這類活動鮮少被主流媒體報道,更未引起廣泛關注。
如今卻因韓國政壇風向轉變,突然被推至聚光燈下。
濟州島與南京之間,看似相隔千里,實則有著一段沉重而復雜的歷史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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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濟州大學教授趙誠倫研究指出,1937年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后,日本海軍航空兵正是從濟州島的阿爾圖爾(Alddreu)機場起飛,對中國長江中下游地區實施了多達36次“渡洋爆擊”,投下約300噸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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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轟炸機完成任務后,又返回濟州休整補給。換句話說,濟州島不僅是日本侵華戰爭的重要前哨基地,也是加害鏈條中的一環。
但濟州本地民眾同樣是殖民統治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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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農民被強征修建軍事設施,不少人死于非命;戰后又遭遇“四三事件”等政治鎮壓,留下深重創傷。
這種“既是加害跳板,又是受害之地”的雙重身份,讓當地和平團體選擇以反思歷史的方式尋求救贖——他們年復一年強調:“雖然空襲是日軍所為,但濟州人必須銘記這段給中國帶來傷害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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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最終訴求并不僅限于歷史道歉。
通過將阿爾圖爾機場的侵華歷史與當下韓國政府計劃在濟州島建設海軍基地相聯系,這些團體試圖構建一種“非武裝和平之島”的理念,以此反對軍事化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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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悼念南京大屠殺,既是道德自省,也是一種現實政治策略。
真正讓這次悼念活動在中國輿論場激起漣漪的,是韓國整體對華態度的悄然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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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尹錫悅政府上臺后,高調推行“價值觀外交”,緊密綁定美日同盟,在涉臺、涉朝、芯片出口管制等問題上頻頻踩線,導致中韓關系一度跌入冰點。
彼時,韓國街頭反華標語頻現,部分政客甚至公開鼓吹“脫鉤中國”,許多中國民眾因此形成刻板印象:韓國已徹底倒向西方陣營。
但2024年底的政治劇變徹底扭轉了這一局面。
尹錫悅因倉促宣布戒嚴、試圖動用軍力壓制國會,僅六小時便遭彈劾下臺,成為韓國憲政史上首位在任內被逮捕的總統。
隨后,共同民主黨領袖李在明接任總統,開啟新一輪政策調整。
上任以來,李在明政府展現出明顯的務實傾向。
他甚至自嘲道:“我的名字‘在明’常被誤寫成‘罪名’,就是因為大家不識漢字。”
這些舉措背后,是韓國對國家戰略的重新校準。
作為全球第十大經濟體,韓國對外貿易依存度極高,而中國連續多年是其最大貿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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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韓雙邊貿易額突破3000億美元,遠超韓美、韓日之和。
過度倚美疏華,不僅損害經濟利益,也使韓國在東北亞地緣格局中陷入被動。李在明政府顯然意識到,唯有平衡外交,才能確保國家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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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濟州島這場持續十二年的悼念活動,才在今天被賦予新的意義。它不再只是地方性的和平倡議,而成為中韓關系回暖的一個象征性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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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韓國主流媒體開始報道民間對南京大屠殺的紀念,當總統府主動調整對華措辭,當漢字教育重新進入公共討論——這些細節累積起來,正在重塑兩國普通民眾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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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需清醒看待:韓國此舉并非全然出于道義自覺,更多是基于現實利益的理性選擇。
畢竟,在國際政治中,善意往往始于利益驅動,而后才可能升華為真正的理解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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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瓦臺又要搬回來了。李在明政府宣布將于圣誕節前后將總統府從龍山遷回青瓦臺,結束尹錫悅時代短短三年的“龍山行宮”實驗。
這一決定看似只是辦公地點的變更,實則暗含政治隱喻——新政府試圖通過回歸傳統權力中心,宣告與前任激進路線的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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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尹錫悅當初搬離青瓦臺,理由是“破除帝王象征,貼近民眾”;結果卻住進軍營、發動戒嚴,走向極端集權。
說到底,無論是漢字教育的回歸,還是對歷史悲劇的共同紀念,亦或是總統府的搬遷,都指向同一個方向:
這對東北亞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的穩定,無疑是一則積極信號。
中國人感到“不適應”,恰恰說明我們曾被尹錫悅時代的對抗敘事所困。
如今看到一個更理性、更平衡的韓國,反而覺得陌生。但這種“陌生”,其實是正常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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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輪中韓關系的微妙回暖,不僅體現在官方政策調整和民間紀念活動上,也悄然滲透進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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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看似微小的變化,實則是兩國社會心理距離逐步拉近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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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玩味的是,韓國輿論對中國的敘事基調也在發生轉變。
即便在保守派媒體中,批評聲音也趨于克制,不再動輒上升到意識形態對抗層面。
這種話語轉向,既源于李在明政府的引導,也反映出韓國社會對過度“親美疏華”路線的反思。
事實上,濟州島悼念南京大屠殺的活動之所以能在2025年引發廣泛關注,正是因為時機成熟——當國家層面釋放善意,地方行動才更容易被賦予正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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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這些自下而上的和平倡議,又為政府調整對華政策提供了民意支撐,形成良性互動。
這種“上下聯動”的模式,或許正是中韓關系走出低谷的關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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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挑戰依然存在。
韓國國內保守勢力對“親中”傾向高度敏感,任何靠近中國的舉動都可能被貼上“屈從”標簽;美國也不樂見其盟友在中美之間搞“戰略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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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在明政府顯然已做好應對壓力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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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看,濟州島那場安靜的悼念,不只是對88年前悲劇的追思,更是對未來和平的投票。
而李在明的“奇怪”之舉,或許恰恰說明:真正的政治智慧,有時就藏在那些看似不合常理的轉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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