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要派人強行訪華，讓中方安排高規格接待并未得到期待的答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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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經濟協會會長進藤孝生在18日急匆匆地趕往中國駐日大使館，拜會了中方大使。進藤孝生目的非常直接，甚至帶著一絲乞求的味道，他表示，日本經濟界代表將在明年1月訪華，希望中方安排好接待事宜，包括與中方高層會面。但中方至今未給出回復。

中方的沉默

按照常理，如果要組織一場規模宏大的跨國訪問，尤其是涉及到數個重量級經濟團體的聯合出訪，行程表早在三個月前甚至半年前就該鎖死了。但距離預想的起飛時間只剩一個月，而直到進藤孝生坐在大使館里的時候，北京方面給出的答復依然是令人心慌的“沉默”。

這種打破慣例的冷處理讓習慣了被各國奉為上賓的日本商業巨頭們有些不知所措。除了進藤孝生，這次擬定名單里還有經團聯會長筒井義信，以及日本商工會議所主席小林健。在日本，日中經濟協會、經團聯、商工會議所被稱為“經濟三團體”。

這個稱呼的分量極重，它們基本上囊括了日本所有的大型跨國企業、財閥核心以及擁有全球影響力的實業資本。這不僅僅是個商業考察團，這是日本真正掌管“錢袋子”的幕后大佬們的集體亮相。

就在進藤孝生去大使館求情的同一天，日本商工會議所主席小林健在面對記者逼問時，不得不尷尬地承認：“聽說中方的反應并不積極。”在外得一向含蓄的外交辭令中，“反應不積極”這五個字，基本上就等同于被關在了門外。

它傳遞出一個極具穿透力的信號：不管你的頭銜有多長、代表的企業有多大，只要大環境不對，北京的大門并不是你想進就能進，想見誰就能見誰的。那么，究竟是什么讓順風順水的“政冷經熱”模式徹底失效？問題的根源，還在永田町那幫政客的愚蠢操作上。

日本政壇，以高市早苗為代表的一批人，在對華關系的核心底線上瘋狂試探。高市早苗不僅在公開場合頻繁鼓噪“臺灣有事”，甚至不斷用模糊性的措辭去觸碰那個絕對不能觸碰的紅線。

在這些政客的算盤里，似乎只要緊跟美國的指揮棒，在臺海問題上大喊大叫，就能換取政治籌碼，而中國為了經濟利益只能“捏著鼻子認了”。

中方的反擊來得非常直接且沒有回旋余地——不僅是在外交層面嚴正交涉，更直接切斷了這種“兩面派”獲利的可能性。12月中旬，在巨大的壓力下，高市早苗終于在國會答辯中改口了，她承認自己的涉臺言論“值得反省”。

并搞了一個“技術性修正”，承認那些發言超出了政府傳統立場，且臺灣“不屬于日本關系密切國家”。這更像是一場拙劣的表演。政客在前面點火，才急急忙忙把商界推出來當“滅火器”，試圖用經濟交流來緩解雙邊關系。

日本商界的恐慌

這幫日本商界大佬，此刻實際上成了日本錯誤外交政策的替罪羊。他們急著訪華，與其說是為了新生意，不如說是為了確認自己在華的龐大存量資產是否安全。更讓日本感到孤立無援的，是周邊戰略環境的微妙變化。

與日本那種盲目的“選邊站”不同，印度玩的是絕對的現實主義。盡管印度也在擴充軍備，莫迪甚至站在國產航母“維克蘭特號”上豪言要做“印度洋的哨兵”，計劃砸下400億美元搞海軍現代化，但在涉及臺海這個中美博弈的核心深水區時，印度人的腦子清醒得很。

多名印度高級官員在私下里已經把話挑明了：如果真的發生所謂的“臺灣有事”，印度絕對不會像西方國家那樣介入其中。甚至有官員直截了當地說：“這不是我們的戰斗。”這一表態簡直就是給日本潑了一盆冷水。

印度的邏輯很清晰：拿好處可以，當代理人不行。這就形成了一個極其荒誕的對比畫面：印度一邊拿著美西方的好處，一邊堅持“戰略自主”，在關鍵時刻這種大國能做到置身事外，只算自己的賬。

而日本在政客的裹挾下在這個巨大的漩渦邊緣瘋狂試探，等到發現身后其實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多人跟隨，甚至連自己的商界利益都要被獻祭時，才發現自己把自己逼進了一條死胡同。

中方的態度

這次日本經濟代表團的尷尬處境，本質上就是中國在立規矩。北京的沉默不是因為沒看見，而是因為在等一個真正的態度。鐘聲署名文章已經點得很透了：不要搞“欺騙式外交”，不要指望一邊在核心利益上捅刀子，一邊還能在經濟宴席上當座上賓。

距離1月20日只剩下倒計時了。對于那些日本財閥們來說，與其在大使館里坐立難安，或者對著媒體抱怨中方“反應冷淡”，不如回去好好教訓一下東京那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政客。

中國的大門始終敞開，但門檻也是從未有過的清晰——朋友來了有好酒，但如果連基本的尊重都學不會，那不好意思，哪怕是再豪華的陣容，哪怕有再緊急的行程，也只能吃了這碗閉門羹。

這種焦慮和等待，或許正是日本商界，乃至整個日本社會，適應中日關系新常態的第一課。這一課雖然苦澀，但卻也是必須咽下的苦果。畢竟，在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一種生意，是建立在羞辱合作伙伴基礎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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