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估價8800萬的仇英《江南春》,把南京博物院推到了風口浪尖。
可真正讓人脊背發涼的,不是畫丟了,而是它怎么丟的?誰讓它丟的?為什么丟了六十多年,捐贈人家屬毫不知情?
龐萊臣,近代中國最頂尖的收藏家,“虛齋”藏品曾讓張大千都嘆為觀止。1959年,他的孫子龐增和懷著對國家的信任,將祖父珍愛的137件書畫無償捐給南博,其中就包括蓋了12枚鑒藏印的《江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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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想到,這份赤誠,竟換來一場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沉默與失蹤。
如今回看,疑點層層疊疊:
第一,鑒定草率得離譜。
1961年、1964年兩次“鑒偽”,說五幅名畫是假的。
可第一次三位專家中,有兩人只是文物征集員;第二次的鑒定記錄甚至查無實據。
更荒唐的是,被定為“贗品”的《雙馬圖》,2014年拍出230萬;《江南春》更是起拍8800萬,市場用真金白銀打了南博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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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程序黑箱操作。
按《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剔除藏品需報批、公示、告知捐贈人。可南博從頭到尾沒通知龐家。
1997年劃撥給“江蘇省文物總店”(實為南博下屬企業),2001年以6800元賣給“顧客”,發票無公章、買家匿名,完全不合規矩。這哪是“合規調劑”?分明是左手倒右手,再悄悄送進拍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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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歷史舊賬更觸目驚心。
1963年,南博“借”走兩幅畫辦展,承諾三個月歸還,結果直接登記成“他人捐贈”;1984年院長姚遷自縊,臨終前正為“老同志借字畫不還”焦頭爛額;2001年剔除名錄簽字人,正是后來受訪稱,“什么都不知道”的前院長徐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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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扣一環,像極了一場精心設計的“合法流失”。更令人憂心的是,這或許不是孤例。
廣州蕭元案、承德李海濤案,早已揭示:文博系統“以贗換真”,曾是潛規則。先定為“偽作”,再低價處理,最后高價變現,南博的操作路徑,與這些監守自盜案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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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痛心的,是龐家兩代人的堅持。
從龐增和到其女龐叔令,半個多世紀不斷追問、起訴、寫信,卻屢遭冷漠。龐增和夫人至死不知,那五幅畫去了哪里。
2025年,法院終于強制南博允許龐叔令入庫查驗,才揭開真相一角。
他們要的,從來不是畫回來,而是一個說法,一個對信任最基本的尊重。
如今文旅部高層已赴南京,最高級別調查啟動。但比追回畫作更重要的,是重建公眾對博物館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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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如果連南博這樣的國家一級館,都能讓捐贈品“蒸發”,以后誰還敢捐?那些散落民間的傳世珍寶,本可通過捐贈進入公共視野,供研究、展覽、傳承。
可一旦寒了人心,家族只能選擇鎖進保險柜,或流入海外。損失的,是整個民族的文化記憶。
文物不會說話,但它記得一切。它記得龐萊臣撫摸畫卷時的溫度,記得龐增和交出箱子時的信任,也記得那些在權力與利益面前,被悄然抹去的名字與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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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追問南博,不是為了撕開舊傷,而是為了守住底線:博物館不是權力的倉庫,而是文明的燈塔。若連這里都容不下透明與敬畏,那我們的歷史,又該安放于何處?
信任一旦破碎,比古畫更難修復。真夠諷刺的,竟以這種方式,認識和了解龐萊臣。文物是沉默的,但它見證著時代的善惡與美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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