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微言”中的“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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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

中國古典哲學中的“天人合一”觀念源于春秋時代。各家所講不同，但也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觀點，這主要是：人是天地所生成的，自然界是一個整體，人是自然整體的部分，人為萬物之靈，人與自然界不是敵對的關系，而是整體與其中最優秀的部分的關系；自然的普遍規律與人倫道德的基本原則也是統一的。

天是沒有思慮憂患的，人則必有思慮憂患，這是天人的根本區別。天人雖有區別，但人是天地所生成的，人類生存于天地之間，人與萬物仍然具有明顯的統一性。所謂“天人合一”，是在承認天人之間的區別的基礎之上又肯定天與人的統一，這是一種比較深刻的辯證觀點。有些論者把儒家的“天人合一”與初民社會原始思維的“物我不分”混為一談，認為所謂“天人合一”是原始思維的表現，這是非常荒謬的觀點。

儒家宣揚“天人合一”，于是重視天人的和諧，但亦承認人具有調整自然的作用，而反對毀傷自然。這一方面有保護生態平衡、反對盲目破壞自然環境的意義；另一方面對于變革自然、改造自然的重要意義認識不夠，尤其對于通過自然科學的探討，以掌握自然規律來改變自然界，使自然界適合于人類的生活需要的重要性認識不夠，這是儒學的一個嚴重缺陷。荀子雖然鼓吹“制天命而用之”的理想，但提不出“制天命”的具體辦法，依然不能起到推進自然科學研究的積極作用。雖然如此，儒家關于人與自然的統一性的學說，仍具有深邃的理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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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智合一

孔子兼重仁智，多次以仁智并提，如云：“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論語·雍也》）并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同上書，《陽貨》）這就是說，知與仁是相輔相成的。專門好仁，可能失之于愚；專門好知，可能失之于蕩。唯好學可以補偏解蔽。傳說孔子所著的《周易大傳》論“崇德”與“知化”的關系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系辭下》）這就是說，提高道德修養與精研天地變化的奧秘是相輔相成的。這樣把道德與智慧統一起來。

昔者子貢問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孫丑上》）

兼重仁智是儒學的傳統。董仲舒明確宣揚“必仁且智”，他說：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仁而不智，則愛而不別也；智而不仁，則知而不為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愛人的品德與明睿的智慧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仁而不智，只有愛人的感情而不明事理，可能害事；智而不仁，雖明辨利害卻不肯幫助別人，也是無益的。董氏此論，可謂深切著明。

宋代理學家都講仁智的統一，張載說：“仁智合一存乎圣。”（《正蒙·誠明》）這是孟子觀點的紹述。理學家都肯定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則，又肯定“致知”的重要，這也是兼重仁智的表現。儒家對于自然科學的研究重視不夠，這是一個缺陷，但是基本上還是肯定知識的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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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

孔子注重言行一致，他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論語·里仁》）又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同上書，《憲問》）《論語》又載：“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讱乎！’”（同上書，《顏淵》）言必須與行相符，行為上做不到的就不要說。這是儒家所提倡的言行標準。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傳習錄》上）

從王陽明這些話來看，知行亦非全無區別，二者還是有“主意”與“功夫”、“始”與“成”之別。他所強調的是知與行的統一。陽明所說“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與程伊川所說“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基本是一致的。

“知行合一”是王陽明提出的，實際上是孔子以來儒家的一貫觀點。宋明理學家都強調“論學”“致知”與道德修養的關系。言行一致的儒者講學都是“講之以身心”的，即在身心修養上用功夫。

“知行合一”是“理論與實踐統一”的古代形式。儒家論學，不是徒托空言，而要在生活行動上表現出來，要將自己的生活行動與學說理論統一起來，這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但是過去儒者所謂“行”，僅限于道德履踐，不包括革命、變革的行動，更不包括自然科學的實驗活動，表現了一定的狹隘性，這也是儒學傳統的嚴重缺點。

◎本文原載于《正道：中國文化傳統》（作者：張岱年），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