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龍開富肺癌晚期，想回毛主席身邊，葉劍英：就讓他回北京吧

1977年1月下旬，沈陽的夜風裹挾著零下二十度的寒意鉆進病房，氧氣瓶的嘶嘶聲和咳嗽聲此起彼伏。龍開富虛弱地抬眼，看見墻上的掛歷停在“28”這個數字上——距離毛主席離世已一年又四個月，他卻依舊本能地把床頭的薄毯掖得整整齊齊，好像隨時準備起身接班。

旁人不理解，一個副兵團級干部，手握行政、后勤大權，為什么臨終前念念不忘“回到主席身邊”。答案要追溯到五十年前井岡山上的那次偶遇。當時22歲的龍開富剛把山里的“挑夫”活干熟，干瘦的肩膀上扛著兩大筐書稿，被細雨打得瑟瑟發抖。毛主席掃了一眼被雨水浸成波浪紋的竹篾，似閑談似叮嚀地說道：“小龍，這些字紙比槍支彈藥還要值錢，挑穩一點。”寥寥一語，在青年心里釘下一顆釘子——革命首先是思想的較量，文件就是子彈。

那年冬天，敵軍圍堵茶陵。警通排里人人挎槍，龍開富卻只拿扁擔。一位新戰士竊竊私語：“挑夫算什么本事？”毛主席聽見后招手，把一支手槍放在桌上又推開：“先把文件扛明白，再談開火。”一句輕描淡寫，把“勤務”升格為“護火種”，龍開富從此對“兩個筐”視若生命。后來他常說：“書籠在，隊伍在。”

1928年春的一個傍晚，紅軍在閩西草棚里開小課堂。毛主席撕下煙盒做成卡片，寫了“工”“農”“革命”三個字。“誰認完三個字，誰能多喝一碗紅米粥。”龍開富端著碗，額頭直冒汗，硬是把三個新字湊在一起念出來。周遭笑聲四起，他卻記住了“革命”兩字的筆畫。十年以后，部隊擴編到十幾萬人，他已能獨立整理作戰日志、食鹽配給表，甚至能在會議上當眾做簡報。若無那句“干革命沒文化可不行”，一個目不識丁的農家子，絕無可能坐進戰略后勤的核心圈。

時間撥到1934年10月，長征出發夜。紅一軍團正忙著分發干糧，毛主席卻在帳篷里翻箱倒柜，找不到那包被汗水浸得發皺的筆記。龍開富二話不說，把它裹在衣襟里，還吩咐七名年輕警衛員：“每人一袋牛皮紙，只裝文件，不裝其他。”一路走，一路丟人手，卻沒丟一頁稿紙。到達陜北后，中央文檔清點，缺口不到千分之一，這批紙張后來成為延安整風、七大起草的重要依據。有人調侃：“龍科長比郵局還靠譜。”他只是抬抬手：“文件要命，丟不起。”

抗日戰爭爆發，他被調到東北戰區擔任后勤衛生部副部長。倉庫里堆滿罐頭和紗布，但他第一件事不是清點藥品，而是抄錄衛生條例、翻譯蘇軍野戰救護手冊。一位年輕軍醫抱怨：“寫字哪能止血？”龍開富按著對方肩膀，語速極快：“你把流程弄明白，前線就少死十個人，寫字值！”

1955年授銜風聲四起。戰友打趣：“你在主席身邊挑了十八年，怎么也得個中將吧？”結果公示出來，他是少將。有人替他抱不平，他卻大笑：“革命不是菜市場，不能討價還價。”話雖然樸實，卻折射出最純粹的軍人邏輯——組織決定一錘定音，個人情感必須讓步。

進入七十年代，龍開富因長期吸煙和高原寒濕誘發肺病。手術后，他把病歷夾進文件袋，一絲不茍。護士問：“都住院了，還守這些干嘛？”他掀開氧氣面罩，用極淺的氣音答：“毛主席說過，材料不離人。”那一刻，他與青年時代幾乎重疊。

1977年1月28日，病房外飄著碎雪。龍開富忽然清醒，抓住妻子高玉清的手，斷斷續續地說：“我跟主席……一輩子……還想回去陪他。”正巧空軍運輸機送來烏魯木齊司令員楊勇捎來的哈密瓜，龍開富睜大眼睛，“楊勇？好，好……給主席帶。”語畢，再度昏迷。

消息傳到北京。葉劍英翻看龍開富的簡報，沉默良久，揮筆寫下批示：“按本人心愿，后事移京。”沒有冠冕堂皇的解釋，只一句“讓他回北京”，足夠周全。2月3日清晨，龍開富病逝，享年六十九歲。三天后，專列載著靈柩抵達豐臺，衛戍區禮兵在寒風中列隊，迎接一位挑筐起家的老少將。

八寶山安葬那天，石階上擺放著從新疆空運來的哈密瓜。儀式結束，值守人員悄悄把瓜切開分送伙房。有人說甜膩得很，有人說瓜肉有點沙，卻沒人忘記那段“挑夫守文件”的往事。戰爭遠去，文稿猶在，名姓最終化作墓碑上一行黑字，而龍開富最看重的，不過是自己以扁擔搏來的那句評價——“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