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周總理宴請溥儀，指著家鄉(xiāng)米飯問：不知合不合‘皇上’的口味

1959年12月的北京城已見寒意，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卻燈火明亮。新近獲特赦的十一名戰(zhàn)犯剛剛抵達，下榻的客房里彌漫著淡淡桂花茶香。周恩來走進來，慢聲一句：“路上辛苦，各位先坐。”溥儀低著頭，小步向前，神情比北風(fēng)更僵硬。

這位末代皇帝自1945年從日本關(guān)東軍手中被蘇軍帶走，到1950年夏被押回國，生活完全顛覆。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的門匾對他而言像一堵厚墻，墻后是陌生的時代，也是重新做人的起點。改造學(xué)習(xí)的五個寒暑里，他第一次為自己的飯碗流汗，也第一次在日記里寫下“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候補生”。

變化源自更早的決策。1945年8月，毛澤東、周恩來向東北野戰(zhàn)軍發(fā)出“妥善保護”電令，一句看似平常的提醒，折射的是新政權(quán)對待舊人物的態(tài)度——改造，而非清算。

1949年秋，毛澤東赴莫斯科前特意向蘇方提出引渡請求，名單里排在最前面的就是溥儀。1950年3月，返程途中毛澤東在長春參觀偽滿皇宮，面對剝落的金漆，他只說了一句：“舊制度逃不掉新歷史的判決。”隨后引渡工作全面展開。

撫順的日子里，管理所依照中央指示給溥儀配備眼鏡、棉衣，還允許與親屬通信。他身體孱弱，學(xué)習(xí)卻極投入，從《三民主義》到《聯(lián)共黨史》都做過摘抄。教員笑稱：“這位學(xué)生最怕考試不過關(guān)。”改造小組每周晚上開碰頭會，他常主動發(fā)言：“舊皇帝先檢討。”

1956年春，溥儀的七叔載濤獲準第一次探監(jiān)。臨行前，毛澤東叮囑：“去看看，他是親人，也是病人。”載濤回京后把情形詳細匯報，周恩來聽完只說：“藥到七分，再添三分情理。”同年夏，載濤受邀出席一次軍內(nèi)招待會，毛澤東握手時打趣：“將軍書卷氣太重，像讀經(jīng)書多過打仗。”氣氛一下輕松。

特赦提上日程是在1959年國慶籌備會上。毛澤東語氣平淡，卻句句擲地：“要赦，先赦皇帝，共產(chǎn)黨辦得到。”最高法院文件下達那一刻，溥儀在俱樂部大廳雙手抖得接不住紙。后來他說：“那紙張比金鑾殿的圣旨沉得多。”

十天后，北京接見。溥儀仍習(xí)慣性自責(zé)：“我曾是地主階級的頭子……”周恩來擺手：“檢討寫在書里，嘴里該說點別的。回憶錄繼續(xù)寫，字要站得住。”一句輕描淡寫，卻給了溥儀繼續(xù)書寫《我的前半生》的底氣。

1960年元月，政協(xié)禮堂的圓桌旁坐滿愛新覺羅家族。周恩來指著旁邊的溥儀，對載濤說：“輩分擺一邊，平著坐。”接著又問：“以后干點什么？”溥儀脫口：“當大夫。”周恩來失笑：“改藥方可以，動手術(shù)要人命。”隨后建議去植物園實習(xí)，“接地氣，學(xué)植物，也學(xué)社會。”

1961年除夕，紫糯米飯端上桌。周恩來用勺子挑起一小團，遞過來：“淮安米，不知合不合‘皇上’口味？”一句玩笑，讓桌上一陣大笑。那晚的客廳沒有龍椅，只有茶炊的霧氣。

宴席間，周恩來讓溥儀講點宮里掌故。溥儀想了想，說起慈禧大壽拖延戰(zhàn)報的往事。剛說完，周恩來順勢遞上一個北方“餃子笑話”：“今天只有餃子，后面沒菜。”眾人聽懂暗示，再次哄堂。

1962年初，中南海頤年堂又來客人。章士釗等四位湖南老鄉(xiāng)被邀“陪客”。毛澤東斟茶，自嘲一句：“他曾是我頂頭上司。”寒意頓消。席間毛澤東點評《我的前半生》：“別把自己寫得太壞，像懺悔錄。”并提醒婚事要慎重。兩年之后，溥儀與護士李淑賢登記，這道提醒終于落地。

1964年春節(jié)座談，毛澤東提到溥儀生活費只有一百八十多元時，隨口對章士釗說：“我稿費多，拿點給他，別讓皇帝開空瓢。”消息傳到北京醫(yī)院病房，溥儀搖頭：“主席好意領(lǐng)了，錢不能收。”

1967年10月，61歲的溥儀病重。深夜，他拉著溥杰衣袖斷續(xù)地說：“真想再見主席、總理一面……”第二天凌晨，呼吸停止。周恩來聞訊，立即派人慰問，并給骨灰安放提出三個方案，讓家屬自選。最終，八寶山人民公墓成為末代皇帝的歸宿。

從“罪犯編號”到“普通公民”，溥儀的軌跡折射出新中國處置歷史遺留問題的一條清晰邏輯：階級制度必須翻篇，人格尊嚴可以保存。寬大不是縱容，而是爭取人心；改造不是口號，而要在紫糯米飯、餃子笑話乃至稿費細節(jié)里落實。溥儀臨終的那句“我終于能夠作為真正的人而離開”背后，是一整套政策、一群人、二十多年的細致鋪墊。不得不說，在那段波瀾激蕩的年代，這樣的胸襟與耐心，尤顯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