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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2月20日下午,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宣判槌落下,為持續559天的成都27歲女孩王紫雅遇害案畫上了階段性句號。
當各種權威媒體同步通報判決結果,被告人梁某瀅因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時,全網瞬間炸開了鍋。
這份看似嚴懲的判決,卻讓堅持維權一年半、只求立即執行死刑的受害者母親王女士,愿望徹底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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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門口被殺害
時間拉回去年6月9日那個普通的周六下午,成都市某小區的寧靜被徹底打破,27歲的王紫雅,這個主動放棄北京高薪工作回成都陪伴獨居母親的孝順女孩,永遠倒在了自己家中的血泊里。
據法院審理查明的事實,案發當天,同小區35歲的梁某瀅攜帶刀具在小區內游蕩,無故滋擾多家住戶后,停在了王紫雅家門口,不僅反復敲門,還向門上吐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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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紫雅通過貓眼看到這一幕后,立刻通過微信向母親求助,王女士一邊安撫女兒,一邊緊急聯系物業,保安黃某乾很快趕到現場勸離。
可面對保安,梁某瀅非但沒有收斂,反而反問“我站在這里犯法嗎”,或許是有保安在場壯了膽,或許是想盡快結束這場騷擾,王紫雅打開了家門,可這一開,便成了與世界的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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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審披露的細節令人窒息,門開后兩人隨即發生爭吵,梁某瀅猛地沖入門內與王紫雅抓扯,緊接著掏出隨身攜帶的刀具,朝著王紫雅的頭面部、左胸部等要害部位瘋狂捅刺。
王紫雅在絕望中抓起門廳的陶瓷擺件反擊,65歲的保安上前制止卻無濟于事,最終王紫雅因左肺破裂致急性大失血,經現場搶救無效死亡,而梁某瀅滿身是血地轉身返回了自己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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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人不寒而栗的是,保安跟隨梁某瀅回家時,聽到她母親驚恐詢問情況,梁某瀅的回答沒有絲毫慌亂與悔恨,只有冰冷的殺意:“我今天必須把她弄死,不是她死就是我死。”
這句直白的供述,再加上保安“親眼看見梁某瀅從王紫雅家客廳走出”的證詞,徹底撕碎了后續辯護中“臨時起意”“精神失控”的偽裝。
這個單身母親來不及沉浸在悲痛中,就踏上了漫長的維權之路,讓她更揪心的是,最初不少媒體報道稱“27歲女子家門口遇害”,而她堅信這是一場蓄意的入室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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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手父親放狠話威脅
為了給女兒正名,王女士聘請律師臧梵清維權,庭審中律師提交的一份關鍵證據成為案件轉折點,鑒定中心鑒定確認,王紫雅客廳內提取的血足跡與梁某瀅的鞋印完全同一。
“入室”與“家門口”在法律意義上有著本質區別,在司法實踐中,侵入他人住宅實施犯罪通常被認定為主觀惡性更大、社會危害性更強,這一證據也直接坐實了梁某瀅的故意殺人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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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權路上的艱辛遠超想象,女兒生前還在償還房貸,為了保住這個和女兒共同生活的家,王女士不得不繼續工作還貸,同時律師費、案件相關費用也讓她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
更折磨她的是內心的自責,無數個深夜,她都會反復追問自己:“如果當時沒叫保安,女兒是不是就不會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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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望之下王女士在第二次開庭前做出艱難決定,撤回附帶民事訴訟,放棄所有經濟賠償,只求法院判處梁某瀅死刑立即執行。
而讓這場維權更添屈辱感的,是兇手家屬的態度,案發后梁某瀅的父母從未正式道歉,反而多次對王女士進行威脅恐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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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調解中,梁父一句“你的女兒失去了生命,我的女兒失去了自由”,無疑是在暗暗挑釁王女士,在宣判前一天,王女士還向記者透露,梁父甚至放話稱自己“有權有勢”,嘲諷她一個單親媽媽根本斗不過。
整個案件的核心爭議,始終圍繞著梁某瀅的精神狀態展開,四川華西法醫學鑒定中心出具的報告顯示,梁某瀅患有精神分裂癥。
她在作案時處于發病期,對自身行為無法正確的判斷,評定為部分刑事責任能力,可這一結論,不僅遭到王女士的強烈反對,也與梁某瀅在庭審中的表現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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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判結果引起爭議
多位旁聽人員描述,梁某瀅在法庭上思維清晰、邏輯嚴密,能接連不斷地陳述幾十分鐘,還多次駁斥公訴人的提問,指責對方“不專業”“主觀猜測”。
她不僅堅決否認自己患有精神病,還堅稱自己的行為是“正當防衛”,更耐人尋味的是,在11月20日首次庭審時,她還當庭解除了委托律師,導致庭審被迫延期,后續由法律援助律師為其作正當防衛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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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份精神鑒定報告,王女士的代理律師也提出了有力質疑,鑒定將“大學輟學”“在家摔東西”等日常行為作為判定精神分裂的依據,還稱梁某瀅存在“幻聽”并在小區尋找“不存在的人”。
但律師通過實地走訪證實,這個人真實存在,更關鍵的是,鑒定人僅在案發后與梁某瀅接觸了幾個小時,就得出了如此重大的結論,其嚴謹性令人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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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最終的判決,也充分考量了這些爭議點,判決書明確指出,梁某瀅的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應依法嚴懲,其行為不構成正當防衛,也不具備自首情節。
對于這樣的量刑邏輯,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也作出補充說明,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對于具有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的,一般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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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某瀅案發時處于精神疾病不全緩解期,對自身行為缺乏適當估計和預見,因此綜合其犯罪事實、性質和社會危害程度,作出了死緩的判決。
這場案件的發酵,也讓“精神病是否會成為免死金牌”的討論再次升溫,在我國刑法體系中,對精神病患者犯罪的從輕處罰規定,初衷是保護弱者、尊重科學。
但在現實中卻屢屢被個別犯罪分子當作逃避嚴懲的“擋箭牌”,公眾的憤怒,本質上是擔心法律的公平正義被惡意利用,擔心公民的生命安全得不到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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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如今一審判決已經生效,但王女士的維權之路或許還未結束,對于她而言,這不是一場簡單的法律糾紛,而是為女兒爭奪尊嚴的戰斗。
那些厚厚的獎狀,都見證著王紫雅本該璀璨的人生,這個憧憬著未來的女孩,用陪伴母親的孝心詮釋著善良,卻沒能換來世界的溫柔以待。
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該忘記王紫雅的悲劇,不該忘記一位母親為女兒追尋公道的執著,愿法律能給出最終的公正裁決,愿每個善良的人都能被世界溫柔守護,也愿“精神病”永遠不會成為惡意犯罪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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