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楊得志、韓先楚都搶著要譚啟龍，周總理：先緊著韓先楚吧

1969年4月26日下午，北京廣播電臺正在滾動播報九大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名單。“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譚啟龍。”車間里的工人對視一眼，發出低聲驚呼：“不會就是咱們廠里那個老譚吧？”另一名年輕工人放下手中的鉛字，語速很快：“還能有第二個？真是他！”人們這才想起，在機器轟鳴聲背后，那位身著灰布上衣、總愛埋頭校樣的老同志，曾經是一員轉戰南北的“紅小鬼”。這一刻，譚啟龍在北京新華印刷廠的安靜日子被徹底打破，也為次年那場“搶人大戰”埋下伏筆。

譚啟龍眼前的命運轉折，與周恩來總理脫不開關系。1967年2月，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接到指示，把已遭沖擊的譚啟龍秘密送往北京。抵京后，周總理反復叮囑：“這是一位在戰爭年代立過功、在地方干出過成績的同志，一定要幫他度過難關。”就這樣，譚啟龍被安排到印刷廠“蹲點”，表面上是勞動鍛煉，實則是一種特殊的保護。

進入印刷廠前，譚啟龍履歷豐富得驚人：江西永新放牛娃出身，十五歲參加紅軍，二十歲在瑞金見到毛澤東；解放戰爭中，他是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副政委；1949年后轉戰地方，先后主政浙江、山東，兩度把農業總產推向新高。1956年山東糧棉油產量創歷史紀錄，毛澤東專門寫信表揚。也因為多年在地方工作，他與軍銜失之交臂，但在治理經濟、穩定大局方面，中央對他的評價極高。

1969年春，當廣播證明“印刷廠里的老譚”就是中央候補委員后，各地紛紛打電話到北京，詢問這位老干部能否重新出山。次年4月，毛澤東南巡抵濟南，同楊得志、袁升平談話時隨口提到：“譚啟龍是個老實人，調到山西去如何？”楊得志聞言立刻“請戰”：“讓他回山東更熟門熟路。”毛澤東笑了笑：“換個地方也好嘛。”一句閑談，激活多方動作，一場圍繞譚啟龍的“競聘”由此展開。

5月上旬，周總理把譚啟龍約到中南海。總理開門見山：“現在有四個地方盯著你。山東的楊得志和袁升平想要你，河南的劉建勛舉手，福建的韓先楚強烈要求，山西也發來電報。”停頓片刻，周總理擺了擺手：“先緊著韓先楚吧。”這一決定，既體現了周總理對各方需求的平衡，也考慮到福建當時面臨的現實困難。

對比幾地情況便可看出個中取舍。山東農業基礎正在恢復，楊得志、袁升平雖忙于軍區事務，但整體班子較穩；河南正進行機構調整，劉建勛一人兼數職還能維系運轉；山西雖然地位重要，卻屬內陸省份，形勢相對平緩。唯獨福建，韓先楚長期身兼福州軍區司令員、省委書記、省長數職，海防戰備和地方經濟兩頭燒，他一再上書中央：“請派一名熟悉地方工作的老同志主持省委，自己才能集中精力抓軍區。”

周總理拍板后，譚啟龍當即表態：“服從組織決定。”幾天后，他身著素色中山裝南下福州，出任福建省委副書記，主持省委日常工作。那時的福建缺乏大型平原，耕地分散，工業基礎薄弱，發展難度不小。譚啟龍先抓調查，多次深入山區、海島，與基層干部蹲夜談心。當地老同志記得，這位新書記常常拎著帆布包進廠礦，下鄉不提前打招呼，農戶家里鍋蓋一掀，糧食儲量、口糧定量他心里就有數。1971年底，福建全省糧食總產比1969年增長兩成，輕工業產值增長27%，韓先楚向中央寫報告時評價：“譚啟龍來了，福建底氣足了。”

雖然在福建干得順手，中央很快又把他推向新的崗位。1972年初，浙江省急需一位強有力的負責人整頓經濟、平息紛爭，中央決定調譚啟龍回到曾經戰斗過的浙江。這一次，被稱作“臨危受命”。他一到杭州，第一件事是召集縣委書記座談：“農業、輕工、外貿，哪條鏈條斷了？先把問題擺出來。”省里干部反映，當年夏糧收購價過低，農民積極性受挫。他拍板：在國家價格政策框架內，增設補貼，提高收購速度。次年，全省早稻平均畝產增幅超過14%，原本緊張的副食品供應有所緩解。

然而突如其來的運動浪潮再度襲來，譚啟龍因心臟病突發于1975年住進醫院，浙江工作再度中斷。病中，他提出辭職。中央迅速調他進京休養，但并未讓這位老干部閑置太久——青海省委領導班子空缺，1977年2月，中央任命譚啟龍為青海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

從江南水鄉到了青藏高原，高寒缺氧、交通不便，譚啟龍卻沒有絲毫猶豫。抵西寧當晚，他只休息三小時便召開省級干部會議。青海牧區廣，糧區少，養殖與種植需統籌兼顧，他主張“草場分級、牲畜分類”，與牧民一起算細賬：草場需要輪牧，牲畜要定量。不到三年，青海細毛羊存欄量由468萬只增至650萬只，為發展毛紡工業奠定原料基礎。

1979年底，中央再交一份新考卷：四川省需要一位善于統籌經濟的人才擔任省委第二書記。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征詢意見時，譚啟龍只說：“服從調動。”四川當時人口已超8000萬，大旱易澇，城鄉差距大。到任后，他堅持用雙腳丈量土地，三年跑遍全省大部分縣市，推動糧油、蔬菜、養殖三線并進。1984年，四川糧食總產1.28億噸，較1978年增長33%，為全國穩價穩供貢獻重要力量。

譚啟龍在五省主政，每一次調動都切中要害：山東時期，他用三年時間把缺糧省拉回豐收行列；福建時期，協助韓先楚完成海防與建設雙線平衡；浙江時期，他迅速糾偏，恢復生產秩序；青海時期，他把牧區經濟推向規模化；四川時期，他為“天府之國”引來新一輪豐收。歷次任務雖急卻不亂，源于他戰火鍛煉出的冷靜、長期地方工作的經驗以及敢于碰硬的作風。

1985年，年逾古稀的譚啟龍提出退居二線。當選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后，他選擇回山東濟南安度晚年。臨行前，鄧小平詢問是否留在北京或回杭州，他擺手：“想回山東，那里土地熟、鄉音熟。”唯一的請求是向鄧小平討一幅字作為紀念，鄧小平痛快落筆，數日后墨寶抵濟南。

2003年1月22日，譚啟龍病逝，享年九十。按照遺愿，骨灰安放在寧波四明山獅子山墓園，與浙東游擊根據地昔日戰友為鄰。這一靜默之地，記錄了他早年的槍林彈雨，也見證了他晚年的山川奔波；而1970年那場“先緊著韓先楚”的人事抉擇，更像一個分水嶺，讓他的后半生與福建、浙江、青海、四川這些省份牢牢相連，留下了一串沉甸甸的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