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親述殺害蘇維埃主席，多年后，烈士離奇現身皈依佛門不肯還俗

1966年7月的一天傍晚，閩西山區驟雨初停，幾名身著粗布便衣的調查員踩著濕滑的石階走進永泰暗亭寺。他們接到線索：寺里一名年近花甲的僧人可能是潛伏多年的特務。木魚聲尚未敲完，為首的干部已亮出公文，“請法師協助調查。”看似尋常的審查，卻意外掀開一段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血色往事。

那位僧人自稱“磐揚”，語氣平靜，眉心卻微顫。當聽見“身份核實”四個字，他遲疑片刻，取出一封發黃的手札：“寄往江西興國，人會替我說話。”短短一句，調查員捕捉到異樣——興國正是當年蘇區核心之一。幾天后，江西省革委會干部風塵仆仆趕來寺中，一見面便握住老僧的手：“楊主席，組織從未忘記你！”言罷，兩行熱淚滑過對方的臉龐。原來，這名“可疑僧人”正是在官方烈士名錄上犧牲已久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楊道明。

楊道明為何會與“已犧牲”四字糾纏三十一年？答案要追溯到1934年夏天。第五次反圍剿正酣，閩贛邊區兵力捉襟見肘。其時，閩贛省軍區司令宋清泉、參謀長徐江漢以及政治部主任彭祜對前景絕望，暗中勾連福建民團，準備率部投敵。作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的楊道明與省委書記鐘循仁嗅到危險，多次訓誡三人未果，只得悄然安排機關轉移。

1935年5月8日凌晨，楊道明起床后發現軍區駐地空無一兵——宋、徐、彭已帶部隊下山投降。更糟糕的是，叛變者隨即調轉槍口，攜民團撲向仍在山腳休整的省委工作團。槍聲驟起，二十余名機關干部當場殞命，十余人被俘。混亂中，楊道明與鐘循仁率九名同志鉆入密林，晝伏夜行，向閩西高地撤離。

逃亡第五夜，他們在秋壟一間破寺借宿。住持品香法師見二人形色狼狽，仍備粥火；臨別時低聲勸道：“山中易藏身，門下可暫留。”多日奔襲，眾人已油盡燈枯，再加上尋找上級未果，楊、鐘二人經過一夜長談，決定剃度隱蔽，以待時機。農歷七月初四，妙圓、磐揚兩個法號在暗亭寺石壁上多了新痕。

隱僧并非棄世。暗亭寺地處交通孔道，來往香客與挑夫為他們提供零星情報。兩位前省級領導在佛號背后仍暗記軍情，期盼接回組織。可惜敵偽封鎖日緊，線索幾度中斷。1945年，楊道明被誤捕關押福清一年，獄中咳血不止，卻沒吐露半分身份。獲釋歸寺，他自嘲：“長生二字，從此是真。”世事未給他喘息，心底的黨性火苗卻從未熄滅。

另一邊，叛徒彭祜在投敵后混跡于湖南。1949年長沙易幟，他改頭換面進入省政協。1952年春，老區群眾認出他是當年閩贛叛變主犯，公安部門立案偵查。面對鐵證，彭祜供述：“鐘循仁被我引至山坡擊斃，省委機關多人由我指認后處決，其中一名是‘姓楊的主席’。”口供配上當年國民黨《剿共戰報》，有關部門不得不把楊道明、鐘循仁列入烈士，并在興國縣樹碑立傳。

正是這道錯誤的“死亡證明”，讓楊道明在寺中錯過多次與組織重聯的機會。直到1966年暗亭寺那場盤查，歷史誤會才得以糾正。當年那個血氣方剛、能日行百里的紅軍政工干部，此刻已成了須發皆白的老法師。面對兩省干部的盛情挽留，他輕輕擺手：“僧衣既披，不便脫下。”原因很簡單：寺內尚有十幾位孤苦僧侶依他維生，他不愿再把個人命運的劇烈起伏強加于旁人。

1979年后，宗教政策逐步落實，楊道明終于接受福建省政協委員、永泰縣政協常委等社會職務，既不還俗，也未離寺。有人不解，他答：“身份是工具，信念才是根，根沒動。”從此，他一面主理寺務、修復古剎，一面協助地方整理閩贛革命史料，每遇來訪學者，病弱聲啞仍耐心講述那場叛變、那條山路、那座無字的烈士碑。

1983年夏，福建省黨史征集委員會派人登門采訪。記錄員試探著問：“當年如果沒有那場突變，閩贛局面會否改寫？”楊道明沉吟許久，只留下九個字：“假設無益，教訓足矣。”字字發自丹田，聲雖低，卻異常鏗鏘。

1998年5月，八十九歲的楊道明因心力衰竭病逝暗亭寺。遵其遺愿，靈柩不出山門。寺前松風獵獵，刻著“閩贛省蘇維埃政府原主席楊道明”字樣的石碑靜靜立在林間，與數十年前興國縣那塊烈士碑遙遙相望。最終，革命者、生還者、僧侶與歷史見證者四重身份，凝固為一方青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