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的一天傍晚,閩西山區驟雨初停,幾名身著粗布便衣的調查員踩著濕滑的石階走進永泰暗亭寺。他們接到線索:寺里一名年近花甲的僧人可能是潛伏多年的特務。木魚聲尚未敲完,為首的干部已亮出公文,“請法師協助調查。”看似尋常的審查,卻意外掀開一段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血色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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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僧人自稱“磐揚”,語氣平靜,眉心卻微顫。當聽見“身份核實”四個字,他遲疑片刻,取出一封發黃的手札:“寄往江西興國,人會替我說話。”短短一句,調查員捕捉到異樣——興國正是當年蘇區核心之一。幾天后,江西省革委會干部風塵仆仆趕來寺中,一見面便握住老僧的手:“楊主席,組織從未忘記你!”言罷,兩行熱淚滑過對方的臉龐。原來,這名“可疑僧人”正是在官方烈士名錄上犧牲已久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楊道明。
楊道明為何會與“已犧牲”四字糾纏三十一年?答案要追溯到1934年夏天。第五次反圍剿正酣,閩贛邊區兵力捉襟見肘。其時,閩贛省軍區司令宋清泉、參謀長徐江漢以及政治部主任彭祜對前景絕望,暗中勾連福建民團,準備率部投敵。作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的楊道明與省委書記鐘循仁嗅到危險,多次訓誡三人未果,只得悄然安排機關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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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8日凌晨,楊道明起床后發現軍區駐地空無一兵——宋、徐、彭已帶部隊下山投降。更糟糕的是,叛變者隨即調轉槍口,攜民團撲向仍在山腳休整的省委工作團。槍聲驟起,二十余名機關干部當場殞命,十余人被俘。混亂中,楊道明與鐘循仁率九名同志鉆入密林,晝伏夜行,向閩西高地撤離。
逃亡第五夜,他們在秋壟一間破寺借宿。住持品香法師見二人形色狼狽,仍備粥火;臨別時低聲勸道:“山中易藏身,門下可暫留。”多日奔襲,眾人已油盡燈枯,再加上尋找上級未果,楊、鐘二人經過一夜長談,決定剃度隱蔽,以待時機。農歷七月初四,妙圓、磐揚兩個法號在暗亭寺石壁上多了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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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僧并非棄世。暗亭寺地處交通孔道,來往香客與挑夫為他們提供零星情報。兩位前省級領導在佛號背后仍暗記軍情,期盼接回組織。可惜敵偽封鎖日緊,線索幾度中斷。1945年,楊道明被誤捕關押福清一年,獄中咳血不止,卻沒吐露半分身份。獲釋歸寺,他自嘲:“長生二字,從此是真。”世事未給他喘息,心底的黨性火苗卻從未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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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邊,叛徒彭祜在投敵后混跡于湖南。1949年長沙易幟,他改頭換面進入省政協。1952年春,老區群眾認出他是當年閩贛叛變主犯,公安部門立案偵查。面對鐵證,彭祜供述:“鐘循仁被我引至山坡擊斃,省委機關多人由我指認后處決,其中一名是‘姓楊的主席’。”口供配上當年國民黨《剿共戰報》,有關部門不得不把楊道明、鐘循仁列入烈士,并在興國縣樹碑立傳。
正是這道錯誤的“死亡證明”,讓楊道明在寺中錯過多次與組織重聯的機會。直到1966年暗亭寺那場盤查,歷史誤會才得以糾正。當年那個血氣方剛、能日行百里的紅軍政工干部,此刻已成了須發皆白的老法師。面對兩省干部的盛情挽留,他輕輕擺手:“僧衣既披,不便脫下。”原因很簡單:寺內尚有十幾位孤苦僧侶依他維生,他不愿再把個人命運的劇烈起伏強加于旁人。
1979年后,宗教政策逐步落實,楊道明終于接受福建省政協委員、永泰縣政協常委等社會職務,既不還俗,也未離寺。有人不解,他答:“身份是工具,信念才是根,根沒動。”從此,他一面主理寺務、修復古剎,一面協助地方整理閩贛革命史料,每遇來訪學者,病弱聲啞仍耐心講述那場叛變、那條山路、那座無字的烈士碑。
1983年夏,福建省黨史征集委員會派人登門采訪。記錄員試探著問:“當年如果沒有那場突變,閩贛局面會否改寫?”楊道明沉吟許久,只留下九個字:“假設無益,教訓足矣。”字字發自丹田,聲雖低,卻異常鏗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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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八十九歲的楊道明因心力衰竭病逝暗亭寺。遵其遺愿,靈柩不出山門。寺前松風獵獵,刻著“閩贛省蘇維埃政府原主席楊道明”字樣的石碑靜靜立在林間,與數十年前興國縣那塊烈士碑遙遙相望。最終,革命者、生還者、僧侶與歷史見證者四重身份,凝固為一方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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