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印禁止中國人去的印東北到底啥情況？一文看清內部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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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緹

編輯|宋可馨

審核 |朱依林 江怡

那加蘭邦角雕節（Hornbill Festival）期間的原住民那加人。圖源：AP Photo/Anupam Nath, 2024

穿過狹長的西里古里走廊（Siliguri Corridor/Chicken’s Neck）一路向西，進入印度東北部，這里生活著眾多與眾不同的人們。盡管行政上都屬于印度，但一地區的人群在外貌、語言乃至社會文化上，都與印度次大陸主流族群呈現出顯著的差異，這里的歷史、宗教與文明譜系似乎都擁有獨立而復雜的軌跡。蒙古人種的膚色、眼型和骨骼特征——“他們看起來不像印度人”。在宗教上，這種差異更加鮮明。印度全國約八成居民信仰印度教，而這一比例在東北七邦僅約54%。基督教、佛教與本土泛靈信仰共同構成了這里的主要宗教版圖。長期以來，這片土地被視作地理與心理的“孤島”。在國家敘事中，它既邊緣又敏感。為什么這里與印度中央的關系長期緊繃？為什么民族武裝和自治訴求從未真正停息？為什么莫迪政府特別強調要將這個區域“整合”進統一的印度敘事？要理解印度東北部這個“民族馬賽克”，不能只看它今天屬于印度，我們把地圖往北推、往東推、再往前推，回到幾千年前的遷徙史。

卡西族的男女。圖源網絡

被“雞脖子”隔開的印度東北部地圖（局部）。圖源網絡

2025年6月，四川大學團隊在《科學》（Science）上發表重磅論文，其核心發現足以震動人類學界：“青藏高原的‘幽靈祖先’在云南被發現”，“云南是南亞語系族群的核心起源地”

這意味著，數千年前的大遷徙浪潮，曾從中國西南出發，經緬甸進入印度東北，形成今天的藏緬語族群。東北部的許多民族，其祖源與中國西南、東南亞山地部落高度相關，而不是與印度本土的雅利安/達羅毗荼體系一致。也就是說，印度東北部很多族群的“根”，很可能就在我國的西南。

四川大學考古科學中心團隊與合作者聯合發表研究成果，揭示青藏高原“幽靈祖先”與南亞語系族群的遺傳起源。圖源：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官網

一、起源、變遷與文化

在傳統的地緣文化敘述中，印度東北部常被稱為“七姐妹邦”。這一概念主要指阿薩姆邦、梅加拉亞邦、曼尼普爾邦、米佐拉姆邦、那加蘭邦、特里普拉邦以及英殖時期劃入印度版圖、今日由印度非法占領的我國藏南地區【印度稱“阿魯納恰爾邦”。為做區分，后文將以“（偽）阿魯納恰爾邦”稱呼該地區）】。隨著行政區劃的演變，錫金如今也被納入印度東北的區域范疇。

這一片山地、丘陵與河谷交織的區域擁有極其復雜的族群結構：語言上橫跨藏緬語系、南亞語系與印歐語系三大語言家族；文化上則呈現出多中心并存的格局。東北部的各個民族不僅擁有彼此迥異的歷史記憶，也發展出獨立的政治傳統、宗教體系與美學風格——從梅泰人的王國文明，到那加諸部的聯盟社會；從卡西人的母系制度，到米佐與庫基—欽族群的跨境文化網絡。

東印度東北部的族群結構極為復雜，大體可劃分為若干主要文化圈：阿薩姆平原上的博多人（Bodo people）；梅加拉亞高地的卡西人（Khasi people）；曼尼普爾谷地的梅泰人（Meitei）；跨越米佐、曼尼普爾與那加蘭三邦的庫基—欽—米佐族群（Kuki–Chin–Mizo communities）；分布于多個邦、由眾多獨立部族構成的那加諸部落（Naga tribes）；以及聚居在阿魯納恰爾地區，由阿帕塔尼、尼西、加羅、塔金等多支群體共同構成的塔尼語族譜系（Tani linguistic groups）。除此之外，還有兩類雖在整體敘述中常被忽略，卻同樣具有代表性的族群：特里普拉邦的特里普拉人（Tripuri people）——承續科奇王朝的政治傳統，保留著獨特的公社組織形態；以及錫金境內的錫金人（Sikkimese）——主要由勒布查（Lepcha）與布提亞（Bhutia）組成，其文化深受藏傳佛教影響，與印度東北其他地區的宗教圖景形成鮮明對照。

基于篇幅限制，本文將從中選取三個具有代表性的族群展開介紹：以藏緬語為民族語言的梅泰人、以南亞語系為主體的博多人以及隸屬印歐語系的卡西人。

這些群體不僅構成了東北部復雜的族群版圖，也為理解當代印度的民族政治提供了關鍵線索。也正是這種深度的多樣性，使東北部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民族萬花筒”。在這里，“印度性”從來不是一個天然存在的身份，而是與本土歷史、語言譜系和遷徙軌跡不斷交錯、摩擦并重構的結果。

（一）

梅泰人

梅泰人歡度節日。圖源網絡

梅泰人是曼尼普爾邦的主體民族，語言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文化獨特而豐富。他們的傳統信仰（薩納馬教，Sanamahism）崇拜自然神祇，如主神薩納馬神（Sanamahi，掌管家庭和宇宙秩序）和龍形神（Pakhangba），節日多與神靈和自然緊密相關。其中，神靈歡慶節（Lai Haraoba）通過舞蹈、戲劇和祭祀重現宇宙創生的故事，而長壽河節（Heikru Hidongba）則以劃船比賽祈愿社區和諧與豐收。長壽河節最具特色的，是比賽中使用的龍頭船——船首裝飾以象征龍形神的龍頭（Hiren）。這條龍不僅象征水神與守護神，也承載著族群對宇宙秩序、社區安全和豐收的祈愿。每到節日，社區成員齊心協力裝飾船首，身著傳統服飾參賽，劃船競賽既是一場體育活動，也是一場祭祀儀式，通過龍頭船首將神靈、自然與人群緊密連接，呈現出梅泰人獨特的宗教美學與文化認同感。此外，新年節（Cheiraoba）和姐妹聚餐節（Ningol Chakouba）則強調家庭團結與社會紐帶，展現了梅泰人社會生活的多層面特色。

梅泰人長期主張自身的歷史與文化具有“原住民族”的特征，并希望這一身份能夠獲得法律上的正式承認。近年來，隨著外來人口增加與土地資源愈發緊張，梅泰社群愈加認為，取得“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 ST）身份有助于在土地、資源與族群地位上獲得制度性的安全保障。然而，這一訴求卻遭到庫基-佐族和那加族等丘陵部落的堅決反對。對于身份認定與資源分配的不同期待與焦慮，也正是近年來曼尼普爾危機不斷升級的深層動力之一。

梅泰人的龍頭船。圖源：Haoreima, 2022

（二）

博多人

舞者在表演巴古倫巴舞 （Bagurumba）時模仿蝴蝶的動作。（Surajit Sharma, 2023）

博多人是印度阿薩姆邦一個重要的原住民族群，傳統以農業為生，信仰自然神與祖靈。他們所信奉的自然宗教體系之一叫巴圖教／巴圖信仰（Bathouism），強調人與土地、水、自然之間的深厚關系。隨著農耕文化與季節變化，水源和雨水對于稻作民眾至關重要。

在阿薩姆平原的一些村莊里，當旱情嚴重、農田干裂，人們會恢復一種傳統儀式 “蛙婚／蛙祈雨”（frog?wedding/Bhekuli?Biya）。在這個儀式里，兩只野蛙被象征性地“結為伴侶”，舉行類似婚禮的儀式——有人舉行祭祀、唱歌、祈禱，將蛙作為通向雨神（rain god/rain deity，如 Varun?Dev或地方雨神）的媒介，希望借此喚來雨水，緩解干旱。最近發生的一起，就在2024年3月，當時阿薩姆比斯瓦納特區（Biswanath）戈雷哈吉村（Gorehagi）因為嚴重旱情，當地村民集體舉辦了蛙婚以期盼雨的降臨。

圖源：“楊緹來信”微信公眾號

這種習俗從社會功能和文化結構來看，與中國某些地區，特別是南方稻作區中針對水稻生長期、雨季不穩而進行的“蛙崇拜／蛙祭祀”，比如一些地方的“青蛙節”“祭蛙祈雨”活動有某種功能、象征與邏輯上的相似性（如廣西螞拐節）。它們都把蛙與雨、濕地、稻田、豐收聯系起來，把蛙視為水與生命循環的象征。

除了對自然、土地和水源的崇敬，博多人對自身文化、土地與社會地位的認同也深植于日常生活與歷史記憶之中。這種認同不僅體現在宗教、儀式和農耕傳統上，也延伸到政治和自治訴求。作為阿薩姆的古老原住民族群，博多人長期要求成立博多蘭（Bodoland）自治地區，旨在通過法律與行政手段保護自己的文化、語言、土地及政治權利。在他們看來，自治不僅是身份的確認，也是一種對移民潮【指阿薩姆平原近年來持續有外來人口（主要來自孟加拉國及印度其他地區）遷入，當地原住民族群如博多人因此面臨土地、資源和政治代表性被壓縮的壓力】、土地緊張以及政治邊緣化的深刻焦慮的回應。

（三）

卡西人

卡西人的民族服飾。圖源網絡

卡西人是印度東北部梅加拉亞邦的主體民族，也是典型的印歐語系民族。他們長期保留母系社會制度（matrilineal society），家族財產由女性繼承，孩子隨母姓，婚后丈夫通常搬入妻家與大家庭同住。最年輕的女兒在家族中擁有特殊地位，既繼承祖產，也承擔贍養父母、照顧未婚兄弟姐妹、維系家族和宗族傳統的責任。這種制度讓女性在家庭和社區中占據主導地位，掌控經濟、土地和社會事務，體現出與南亞大多數父系社會截然不同的社會結構。

一座傳統風格的民宿已建成，以接待日益增多的游客。圖源：BBC/Satarupa Paul，2022

在生活空間上，卡西人的傳統高腳竹木屋以茅草為頂，建于濕潤丘陵的坡地上，既適應多雨的氣候，又體現了社區共享與族群凝聚的特點。房屋不僅是居住場所，更是母族身份和社會關系的物質載體，承載著家庭、族群以及對土地和祖先的認同。村落中房屋分布自然，富裕與普通家庭并不刻意隔離，反映出其社會結構中較弱的世襲等級和集體意識。

信仰與文化方面，卡西人傳統宗教以自然崇拜為核心，尊奉祖先以及森林、山川、河流等自然力量，并融合多神信仰。盡管許多人如今信奉基督教，傳統節日仍在日常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驅邪節／趕災節（Behdienkhlam）通常在每年七月舉行，旨在祈求豐收和驅邪避災。節日期間，人們敲擊銅鼓、跳舞游行，整個村落沉浸在熱烈而神秘的氛圍中。女性穿著色彩鮮艷、帶幾何圖案的傳統紡織服飾，男性則披肩圍裙式服裝，節日儀式中莊重而典雅。這些傳統節慶不僅體現了卡西人的宗教信仰，也加強了社區凝聚力，成為母系社會結構的社會表達。

即便在現代化與城市化浪潮中，山地村落仍保留著傳統木屋，母系氏族制度和社區生活延續了數百年。女性在市場、家庭和社區事務中主導經濟和社會活動，節日慶典、自然崇拜和祭祀活動也仍然活躍。這種生活方式讓卡西人既融入現代印度社會，又保留著獨特的、悠久的文化和社會結構。高腳茅屋、母系氏族、女性主導的經濟與社會事務、自然崇拜與集體節慶構成了卡西人最顯著的文化印記，也使他們在整個印度東北部的民族圖譜中獨樹一幟。

二、社會與歷史

作為長期以來多民族、多文化交織的地區，印度東北部產生分離主義情緒和運動的成因也更為復雜。為保護殖民利益，殖民政府在1873年通過了《孟加拉東部邊境條例》（Bengal Eastern Frontier Regulation）用于管理東北部邊疆地區，設立了“內線許可制度”（Inner Line Permit, ILP）。殖民者將這里與印度本土隔離，限制外來人員進入部落區域，實行相對獨立的行政管理。這種人為隔絕不僅限制了東北與外界的聯系，也慢慢塑造出獨特的地方身份認同，構建起與平原地區不同的“邊緣”“原住民族”身份。同時，邊界劃分往往缺乏對民族、語言和傳統生活方式的考慮，比如麥克馬洪線就直接割裂了跨境民族的傳統領地，使社區的歸屬感和資源權益長期受限。這些殖民遺產，為后來民族沖突埋下了種子。

同時為了發展殖民經濟（例如茶園種植），殖民政府以提供土地贈款、稅收優惠和交通援助等政策推動大量移民進入東北平原，特別是來自孟加拉、比哈爾及鄰近地區的移民者。據統計，1860年至1900年間，大約有50萬人移民到阿薩姆邦的茶園。這種農業遷徙在布拉馬普特拉谷地最為普遍。在那里，講孟加拉語的穆斯林農民，被稱作“米亞”（Miya），在此定居。

獨立后的印度東北部，原住民族的生存壓力因移民潮而進一步加劇。大量來自孟加拉和尼泊爾等地的移民涌入，改變了當地人口結構。原住民擔心土地、資源和政治代表權被侵蝕，這種所謂的“土地之子”（sons of the soil）情緒在阿薩姆表現得尤其明顯。20世紀后期，反移民運動逐漸升級，甚至演變為激烈的民族沖突和自治訴求。這種歷史形成的人口結構和社會張力，也為現代政策沖擊提供了土壤。2019 年印度通過的《公民身份修正案》（Citizenship Amendment Act, CAA） 將來自穆斯林以外的鄰國移民納入加快入籍通道，但在阿薩姆及東北地區，這一政策引發了廣泛爭議。米亞社區作為講孟加拉語的穆斯林群體，其入籍問題長期受到質疑和政治爭議，他們的存在被一些原住民社群視為對土地、資源和政治代表權的潛在威脅。該政策的出臺，使米亞人既有的不穩定身份問題被再次放大，引發了米亞人積極發聲、爭取合法權利與社會認同 的行動，同時也加劇了原住民與移民社群之間的緊張關系。

《寫下吧——我是米亞》（Write Down, I Am a Miya）（Hafiz Ahmed, 2016）圖源：“楊緹來信”微信公眾號

此外，中央政府長期對東北部經濟投入有限，推行所謂的“家長式治理”，讓地方民眾感到被忽視或剝削。很多邦的鐵路、機場等關鍵交通設施建設滯后，即使獨立幾十年后，多數州仍與全國鐵路網、現代機場系統脫節。同時，政府撥給該地區的“發展資金”中，很大比例被用于安全、軍事和行政管理用途，而非真正惠及民生、教育、公共衛生等基礎設施建設。這種治理方式容易讓東北部許多族群及社區感覺，他們并不是國家政策真正的服務對象，而像是位于邊緣地區、緩沖區的“被管理者”，而非被尊重、被賦權者。這種“家長式治理”在很多學界分析中被視為國家通過集中控制、軍事或行政主導、而非民主的參與式方式對待東北，從而使得地方社會長期處于控制而非發展狀態。

同時，官方推廣印地語和印度教文化，也容易與當地的基督教和泛靈論社群產生摩擦。這些政策讓邊緣感、文化焦慮與族群矛盾不斷疊加。就以我們剛剛提到的曼尼普爾邦的時間為例，這種“主體文化 + 優惠機制”的政策，在形式上似乎是給邊緣民族機會，但實際上往往強化了主流—邊緣、不對等的權力與資源結構，使得宗教文化少數群體越來越感受到身份認同與安全感的威脅。

可以看到，殖民時期的人為隔離、隨意劃界、現代移民潮以及中心主義政策互相交織，形成了今天東北部復雜的社會結構。理解這一脈絡，有助于我們從歷史和制度的角度看待這些族群沖突，而不是簡單將其歸結為“民族矛盾”。

三、“團家族”與“大印度實驗”

面對如此深刻的裂痕，當代印度會如何應對？這個問題的答案離不開薩瓦爾卡（V. D. Savarkar），離不開戈爾瓦爾卡（M.S. Golwalkar，尊稱 “Guruji”），更離不開尤其是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印人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及其背后的“團家族”意識形態。1923年，薩瓦爾卡在《印度特性：誰是印度人？》（Essentials of Hindutva: Who is Hindu?）中對“印度人”的身份標準提出了地理、種族、文明三位一體的核心定義，同時強調這片土地既是“祖地”也是“圣地”，排斥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外來宗教”信徒于核心民族之外。

（一）

共同的民族／國家（Rashtra）

這一民族共同體的形成，以從印度河到海洋的祖地（Pitribhu）為地理根基，需將這片土地視作祖先世代居住的父祖之邦；

（二）

共同的種族（Jati）

繼承吠陀七河流域的種族血脈，印度人需擁有可追溯至吠陀時代“薩普塔辛都”（Saptasindhus，七河流域）的種族血緣，無論種姓或教派差異，都屬于同一印度種族共同體。

（三）

共同的文明（Sanskriti）

認同以梵語為核心的印度教文明，要繼承并認同印度的共同文化，包括梵語文學、歷史、藝術、法律、儀式節慶等，且將這片土地視為“圣地”（Punyabhu）——是先知、圣哲、神明的故鄉，也是朝圣之地。

《印度特性：誰是印度人？》（Essentials of Hindutva：Who is Hindu?）圖源：V.D. Savarkar, 1923

戈爾瓦爾卡作為國民志愿服務團（ ????????? ?????????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RSS）第二代最高領袖，對薩瓦爾卡印度教特性理論進行了延伸和發展，力圖將抽象的“印度教國家”（Hindu Rashtra）愿景轉變為可落地的國家整合策略。除了我們熟知的敘事之外，阿爾科通·隆庫默的著作《大印度實驗：印度特性與東北部》（The Greater India Experiment: Hindutva and the Northeast）給我們提供了新的視角，他深度剖析了團家族是如何將薩瓦爾卡和戈爾瓦卡的理論轉化為東北部的實踐。書中提到，戈爾瓦卡在《思想集》（Bunch of Thoughts）中提出“樹狀國家”（Arboreal Nation）的概念，將印度的國家與文明結構比作一棵完整的樹，每個部分都對應明確的政治與文化功能，本質是消解差異、強化“同根同源”：

（四）

樹根：共同的印度教文明

這是整個國家的“精神根基”，涵蓋梵語文化、吠陀傳統、印度教核心價值觀【如“達摩”（Dharma）“ 無私服務”（sewa）】，以及對土地的神圣化認知（呼應薩瓦爾卡的“祖地/圣地”）。戈爾瓦爾卡強調，所有印度人（包括部落群體）的文化根源最終都扎根于此，即便表面有差異，核心文明基因一致。

（五）

樹干：印度教民族的共同體身份

樹干是連接根基與枝葉的核心，代表“統一的印度教民族”——無論語言（如東北部的部落語、印地語）、習俗（如部落的狩獵傳統、印度教的節慶儀式）有何不同，都屬于同一個“民族共同體”，樹干的穩定性象征國家的統一與不可分割。

（六）

枝葉：多元的文化、族群與習俗

印度各地的族群差異（如東北部的那加族、米佐族，本土的馬拉地族、泰盧固族）、文化特色（如部落的萬物有靈論、印度教的神廟祭祀），都只是同一棵樹上的枝葉。戈爾瓦爾卡認為，枝葉的多樣性不會破壞樹的整體，反而能讓“印度教國家”更繁茂，關鍵是所有枝葉都必須依賴“印度教文明之根”存活。

四、地緣重構：從邊緣到中心

在這一“樹狀國家”隱喻的基礎上，團家族（“團家族”是對國民志愿服務團及其附屬組織網絡的概念化稱呼，強調其家族式運作模式）更進一步，將整個“印度教國家”的想象擴展到領土維度，形成了后來被稱為“大印度實驗”（the Greater India Experiment）的核心理念。其地理藍圖正是以“婆羅多瓦爾沙”（Bharatvarsh）為地理藍圖的一個遠遠超出當代印度國界的 “統一印度”（Akhand Bharat）。其核心范圍不僅涵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尼泊爾、不丹和斯里蘭卡等地區，還包括阿富汗、伊朗部分地區，以及緬甸、泰國、柬埔寨、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區域；甚至一度將我國西藏和部分邊境地區納入這種文明想象之中（顯然完全缺乏歷史與法理依據）。在國民志愿服務團的敘事里，吳哥、婆羅浮屠等東南亞古跡被視為“印度教文明外溢”的證據，成為構造婆羅多瓦爾沙合法性的象征。在這種敘事邏輯下，現代國界被貶斥為“殖民主義的產物”，而印度教文明的“自然輻射范圍”才是劃定領土的真正依據——本質上是一種以文明為外衣的擴張主義敘事。對印度東北部而言，這種宏大的領土敘事具有重要的象征功能：它把東北部從“印度本土邊緣”重新定義為“婆羅多瓦爾沙的東方門戶”，既消解其歷史性的邊緣感，也為團家族在當地推動部落印度教化、強化國家同化提供了上層敘事支撐。換言之，婆羅多瓦爾沙的領土構想，就是戈爾瓦爾卡“樹狀國家”理念在地理層面的極致延伸——廣闊土地是“大樹的土壤”，不同地區的族群與文化則是從這片土壤中生長出的枝葉，而東北部正被賦予連接南亞與東南亞、服務“大印度”整合工程的戰略中心位置。

2018年古吉拉特邦馬德哈夫普爾節（Madhavpur Mela）上，印度政府與團家族推廣艷光公主（魯克米妮，Rukmini）源自偽“阿魯納恰爾邦”伊杜米什米部落的敘事，將其與黑天（克里希那，Krishna）的婚姻塑造成“東北部與印度本土的永恒聯結”，呼應“一個印度，偉大印度”（Ek Bharat Shreshtha Bharat）口號。這一敘事實為20世紀70年代印度教右翼為對抗基督教傳教士編造，無歷史依據，卻被用于地緣政治——反駁中國邊境主張、強化東北部與印度的歷史綁定，同時引發本土族群對“文化挪用”的抵制與爭議。在這則故事的背后我們能夠看到團家族將東北部定位“新娘方”、古吉拉特（印度西部）定位“新郎方”，通過“跨地域婚姻”隱喻消解地理距離，構建“東西一體”的國家想象。同時，延續神話中“黑天違背傳統強娶艷光公主”的情節，也暗合印度本土對東北部的“同化邏輯”，這一行為以“國家統一”為名，弱化東北部的文化自主性。

五、宗教收束：信仰的“國族化”

在印度東北部的宗教場域里，基督教并不是一個邊緣信仰，而是深深嵌入社會日常的核心力量。從教會學校、青年組織到公共生活的組織方式，基督教在那加蘭、米佐拉姆、梅加拉亞等邦構成了社會運行的基礎結構。因此，中央政府在這一地區推行國家整合時，不可能依靠簡單的宗教對立或壓制手段。印度人民黨與國民志愿服務團在東北部所采用的策略，更像是一種對宗教意義的重新定位。他們并沒有改變人們的宗教身份，而是改變基督教在印度國家敘事中的位置。

這種策略的關鍵在于將東北部的基督徒從“殖民遺產”敘事中解放出來，使基督教不再被理解為外來宗教，而是被重新描述為在印度土地上扎根、被地方文化吸收的“本土化信仰”。在他們的敘述中，宗教的界限讓位于文化的連貫性，例如家庭價值觀、土地觀念、社群互助與犧牲精神都被解釋為“印度文明的共同文化特質”。在這樣的框架下，只要基督徒愿意將自己視為國家共同體的一部分，就不必改變自己的信仰。

象征層面的重寫是這一策略最直觀的表現。女性英雄蓋丁留（Gaidinliu）的形象即是典型案例。當地的歷史記憶里，蓋丁留并不是最核心的反殖民領袖，真正享有更高威望、影響力遍及整個那加丘陵地區的，是她的導師賈多南（Jadonang）。然而，在新印度的國家敘事中，蓋丁留卻被推至更顯眼的位置，被塑造成“印度反殖民斗爭的重要成員”。她對土地的守護，被重新連接為對“印度母親”（Bharat Mata）的忠誠。視覺呈現中，她的形象帶有某種神圣化、母性化的色彩，使她從一個族群英雄躍升為具有國家象征意義的女神式人物。這一敘事轉向并沒有否認她的族群身份，但卻成功將地方史與國家史縫合在一起，讓東北部的英雄人物進入更大的政治文化體系。

這一整合策略還體現在文化層面的細微變化之中。近年來，東北部的諸多節慶在保持宗教核心的基礎上，逐漸加入本土舞蹈、圖騰、傳統服飾以及象征國家統一的視覺符號。宗教節日逐漸變成結合傳統文化與國家政治的公共慶典，既強化地方身份，又打開了通向國家敘事的象征渠道。通過節慶的柔性轉化，基督教與本土文化、國家象征并置出現，沖突被弱化，界線被模糊，新的文化連結被悄然建構出來。

在這樣的策略下，宗教整合的重點不在于改變信仰，而是改變宗教在國家結構中的意義位置。東北部的基督教并沒有被要求放棄其神學體系，也沒有被迫納入印度教體系，而是在象征、文化與政治層面被重新定義為“國家可以接納的一部分”。最深層的變化不是信仰的改變，而是敘述的改變。當基督徒被重新描述為“同樣參與國家建設的主體”，當地方英雄被納入國家歷史，當教會網絡成為治理協作的一環，宗教差異自然不再是劃定“我們”與“他們”的邊界，而是成為國家統一敘事中可以被重新安排的多重元素。

六、政治與治理：發展主義與選舉機制

東北地區長期受制于山地地形、交通受限和中心—邊緣結構所帶來的結構性隔絕，使“連通”本身就具有政治意義。在這一背景下，印人黨將交通基礎設施與邊境開發納入“東進政策”（Act East Policy）的框架，通過大橋、隧道、公路和跨境走廊的建設，使國家力量以一種可見、可觸的方式重新進入地方社會。基礎設施不僅改變了物流和通勤結構，也重塑了中央與地方的日常關系：醫療、教育、補貼等公共服務因連通性提升而更穩定地抵達基層，從而強化了“發展即國家存在”的敘事。

其次，東北政治格局歷來由多元族群、區域黨派與地方領袖共同構成。印人黨意識到，要在該地區獲得持久影響，僅靠發展主義敘事并不足夠。因此，其采取了更具策略性的“地方政治并軌”。通過與區域黨派合作、吸收關鍵政治人物并重構地方組織體系，印人黨逐漸成為多個邦政治運行的中心節點。以阿薩姆邦首席部長希曼塔·比斯瓦·薩爾馬（Himanta Biswa Sarma）為例，他在東北政治中的跨邦協調能力，使中央政策能夠以更低阻力進入地方治理結構。

因此，印人黨及團組織在東北部實現了發展主義的“國家再進入”與政治并軌的“地方再整合”的結合。前者為其提供現實層面的治理成果，后者確保這些成果能夠轉化為穩定的政治支持。正是在這兩條路徑的交匯處，印人黨在東北構建起了一種既現代化又高度政治化的國族整合模式，使中央權力與地方社會之間形成了相對穩固的互動結構。

2025年，正值國民志愿服務團成立一百周年。作為這個“百年工程”的核心推動力量，當下審視其對東北乃至整個印度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意義非凡。所謂“大印度實驗”，這個以文化認同、宗教重構與基礎設施、政治整合為綜合手段，對一個多族群、多宗教、多語言、多歷史的區域進行國族化建構，其成敗不僅關乎東北幾個邦的未來，也關乎印度作為一個整體身份的定義。

那么，這種以上自上而下的國族構造，真的能夠通過文化軟整合，消解根深蒂固的政治訴求與歷史積怨嗎？

在壓制分離主義、強化國家統一的同時，它是否會壓抑地方族群對自身文化、多樣性與自治的渴望，從而孕育新的張力和矛盾？

印度東北部的故事，從來不是封閉的歷史章節，而是一場仍在書寫中的宏大敘事。它關乎身份與歸屬，也關乎權力與認同。最終，這場“大印度實驗”能否奏效，其走向將深刻決定“印度”這一概念的邊界與內涵，以及整個次大陸未來共同體的形態。

滑動查看注釋：

[1]謝侃侃，張忞煜，曹寅.《季風亞洲：全球視野下的跨印度洋文化網絡》.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4.

[2]Longkumer, Arkotong. The Greater India Experiment: Hindutva and the Northeast.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3]楊翠柏，趙益民. 印度人民黨對印度東北邊疆治理與國家認同的強化[J]. 民族學刊, 2025, 16(03): 61–72+154.

[4]劉稚，曲干年. 民族國家建構視角下印度東北邊疆治理新態勢[J]. 南亞研究季刊, 2022, (04): 114–133+159.

[5]毛克疾. 國民志愿服務團，成立百年后如何續推印度變革[J]. 世界知識, 2025, (15): 18–21.

[6]Savarkar, V. D. Essentials of Hindutva. BJP Library, 1923. Retrieved from https://library.bjp.org/jspui/bitstream/123456789/284/1/Essentials%20of%20Hindutva.pdf

[7]Nongmeikapam, N. (2024). Narratives of the past: Traditional historical writings in Manipur. ShodhKosh: Journal of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5(1), 1968–1973. https://doi.org/10.29121/shodhkosh.v5.i1.2024.2062

[8]Political Violence in India’s Manipur State, 2023–2025. ACLED. Retrieved from https://acleddata.com/infographic/political-violence-indias-manipur-state-2023-2025

[9]Bodoland movement groups stage massive protest demanding separate state. India Today NE, 2019-09-24.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ndiatodayne.in/assam/story/bodoland-movement-groups-stage-massive-protest-demanding-separate-state-bodoland-410626-2019-09-24

[10]Assam student body revives Bodoland statehood demand, submits memorandum to PM Modi. The New Indian Express, 2022-04-08.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ewindianexpress.com/nation/2022/Apr/08/assam-student-body-revives-bodoland-statehood-demand-submits-memorandum-to-pm-modi-2439662.html

[11]Biswanath drought-stricken villagers turn to traditional frog wedding in hope for rain. The Assam Tribune. Retrieved from https://assamtribune.com/assam/biswanath-drought-stricken-villagers-turn-to-traditional-frog-wedding-in-hope-for-rain-1526058

[12]Traditional rituals archive (RATT). Retrieved from http://ratt.ru/en/archives/2012

[13]The life of an icon: Rani Gaidinliu in contemporary India. The India Forum.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indiaforum.in/article/life-icon-rani-gaidinliu-contemporary-india

[14]Explained: Rani Gaidinliu and the tribal freedom fighters museum in Manipur. The Indian Ex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explained/rani-gaidinliu-tribal-freedom-fighters-museum-manipur-7637274/

[15]Will BJP’s electoral success in the Northeast enhance RSS’ stature further? Outlook Indi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utlookindia.com/national/will-bjp-s-electoral-success-in-the-northeast-enhance-rss-stature-further–magazine-260992

本文轉載自“楊緹來信”微信公眾號2025年12月5日文章，原標題為《November | 印度東北部：從“民族馬賽克”到“大印度實驗場”》

本期編輯：宋可馨

本期審核：朱依林 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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