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大典時，毛主席為何親自命令：不準任弼時參加？真相令人動容

五人名單，四人登樓，那個開國大典上憑空消失的第五位書記，成了共和國第一樁公開的“懸案”。

1949年10月1號，老北京城的天，藍得跟水洗過一樣。

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紅旗飄得跟火苗子似的。

城樓上，毛澤東站在中間，旁邊是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都是些頂天立地的人物。

可大伙兒扒拉著報紙照片數來數去，總覺得不對勁。

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五大書記”，是黨內公認的最高決策層，怎么臺上就四位？

那個叫任弼時的，去哪兒了？

這事兒，當時沒人敢公開問。

但私底下，大家心里都犯嘀咕。

這么大的場面，建國啊，比天還大的事，怎么能少了一個核心領導人？

是身體出了大問題，還是別的什么原因？

這個疑問，就像一根看不見的刺，扎在了那張最輝煌的合影上。

要解開這個疙瘩，得把時間往回倒，倒回那段用命換明天的日子里。

任弼時有個外號，叫“駱駝”。

這可不是夸他長得高，是說他那股子勁兒。

認準了道，就一聲不吭地馱著千斤重擔往前走，走到死都不帶停的。

這擔子，他從16歲就扛上了。

別人還在學堂里念“之乎者也”的時候，他就一頭扎進了革命，去了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的是怎么把這個爛透了的舊世界給掀翻。

這活兒，是要命的。

1928年，他在安徽蕪湖被抓了。

國民黨的特務看他是個硬茬，直接上了電刑。

那玩意兒可不是鬧著玩的，兩個電極往身上一貼，人當場就得抽搐得跟條離水的魚一樣。

特務們想從他嘴里掏出黨的機密，可任弼時硬是把牙關咬出了血，一個字都沒吐。

人是救出來了，可后背上留了兩塊銅錢大的焦黑疤瘌，陰天下雨就又麻又疼。

這還不算完，電流把他的神經和血管都傷了，給他后來的高血壓、糖尿病埋下了禍根。

這第一份擔子，是用他自己的血肉扛起來的。

這匹“駱駝”不光能忍，還能干。

紅軍時期，27歲就當上了蘇區的核心大員，跟毛澤東、周恩來他們一塊兒定盤子。

長征路上，他是跟著張國燾那支隊伍的，眼看張國燾要另立山頭，鬧分裂，是任弼時跟朱德、賀龍他們頂著壓力，堅持要北上跟中央會合。

那會兒但凡他立場歪一點，紅軍的歷史就得重寫。

到了延安，他更是成了黨中央的大管家。

組織工作、人事安排、青年運動，一攤子亂麻，他梳理得井井有條。

毛澤東寫文章，經常寫到半夜，寫完就讓人送給任弼時看。

毛澤東自己說：“我寫好的東西，都要給弼時看一看，他看后我是放心的。”

這是一種什么樣的信任？

就是把后背完全交給你，知道你絕對不會捅刀子，只會把漏洞補上。

這匹鐵打的“駱駝”，心里也有最軟的一塊地，那塊地留給了他的家。

他的媳婦叫陳琮英，是家里從小定的童養媳。

擱現在，這叫封建糟粕，可他倆卻在革命的風風雨雨里，處成了一輩子的過命交情。

陳琮英12歲到任家，14歲就去紗廠當童工，用那點血汗錢供著任弼時讀書。

這份情，任弼時記了一輩子。

后來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倆人扮假夫妻，實際上過的日子比真夫妻還真。

沒錢吃飯，就買倆大餅，沖一壺白開水，倆人分著吃。

陳琮英不光要操持家務，還要當交通員，冒著生命危險傳遞情報。

1928年任弼時在安徽被捕，消息傳到上海，陳琮英急瘋了。

她抱著還在吃奶的女兒蘇明，扒上了一列拉煤的悶罐車，想去南京找組織想辦法。

深秋的夜里，寒風夾著煤灰往車廂里灌，她把孩子死死地裹在懷里，可孩子太小了，到了南京就得了肺炎，沒幾天就沒了。

等任弼時被救出來，聽到女兒的死訊，這個在電椅上都沒吭一聲的男人，抱著妻子放聲大哭。

他翻來覆去就說一句話：“她是為我死的，是為革命死的?。　?/p>

他們一輩子生了九個孩子，因為戰爭和顛沛流離，夭折了五個。

每一個孩子的離去，都像是在他的心上刻了一刀。

即便如此，他對活下來的孩子，也從來不搞特殊化。

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黨中央決定撤離。

有人看他身體不好，提議讓他兩個女兒任遠志和任遠征跟著媽媽走，能安全點。

任弼時當場就拒絕了：“不行，讓她們跟著學校走，跟著大部隊一起行軍。

革命者的后代，不能當嬌小姐養?！?/p>

他再忙，每天晚飯后都要拉著孩子們去延河邊散步，不講童話，講的是監獄里烈士斗爭的故事。

他告訴孩子們，心里要裝得下大事，眼光要看得遠。

這種教育方式，很硬核，但也很實在。

常年玩命地干，加上早年酷刑留下的病根，這匹“駱柯”的身體終于撐不住了。

早在1945年“七大”那會兒，他就已經頭暈眼花，看不清東西了。

日本投降后，全國上下一片歡騰，他的病情卻急轉直下，高血壓飆到嚇人的程度，連書記處的會都開不下來。

中央看他這樣，幾次三番強制他休息。

可他哪是能閑得住的人？

只要感覺好一點，就又坐回辦公桌前。

他常說：“能為黨工作，就是我的幸福。”

1949年初，解放戰爭摧枯拉朽，三大戰役打完，解放全國指日可待。

任弼時的身體卻徹底垮了，連下床走路都費勁，更別提處理那些堆積如山的文件和電報了。

開國大典的日子一天天臨近，北京城里到處喜氣洋洋。

毛澤東去看望病床上的任弼時，看著這個跟自己一路從湖南走到北京的老戰友，瘦得脫了相，躺在那兒連說話都吃力，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拍板做了個決定，這個決定里有組織的關懷，更有戰友間說不出口的心疼：“開國大典，弼時同志就不要參加了。

讓他安心養病?！?/p>

所以，在那個被歷史定格的下午，當三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高呼“毛主席萬歲”的時候，任弼時正和妻子陳琮英在玉泉山的療養院里，守著一臺收音機。

他們聽著廣播里傳來的每一個聲音，聽著禮炮的轟鳴，聽著群眾的歡呼，聽著毛澤東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宣告。

那一刻，這位為了新中國幾乎熬干了自己最后一滴血的革命者，不知道心里是啥滋味。

那里面有夢想成真的狂喜，肯定也有一份無法站在戰友身邊的巨大失落。

從蘇聯治病回來后，醫生反復叮囑他每天最多工作四小時。

他嘴上答應，一扭頭又扎進了辦公室。

朝鮮戰爭爆發，局勢緊張，他更是把醫囑忘到了腦后，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

他總覺得，自己養病耽誤了太多時間，要趕緊補回來。

1950年10月27日，在連續工作了幾個晝夜后，任弼時突發腦溢血，再也沒有醒來。

這匹為革命奔波了一生的“駱駝”，在距離他夢想實現僅僅一年之后，終于倒下了。

他終究沒能登上天安門城樓，但他和無數像他一樣的人，本身就是新中國這座大廈最堅實的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