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2026年有5個地方可能爆發(fā)核戰(zhàn)，其中4個在亞洲

當全球政治格局迅速變動，尤其是在核武問題上，各大軍事強國的心態(tài)時常成為不可忽視的風向標，美國在這方面的情緒，尤其值得關注。

12月16日，美國《國家利益》刊發(fā)了一篇由布倫特·伊斯特伍德撰寫的文章，宣稱2026年有五個地方可能成為核戰(zhàn)爭的爆發(fā)點其中四個竟然位于亞洲。

這一話題引發(fā)了廣泛的討論，但在我們深入分析這些“危險”地帶之前，必須首先厘清文章背后的深層次含義。

表面上，這篇文章似乎是在警示世界核戰(zhàn)爭的潛在風險，但實質上它傳遞的卻是另一種信息美國作為全球核秩序的主宰者，其領導地位正在受到挑戰(zhàn)，世界面臨的核威脅也未必是來自真正的戰(zhàn)爭，而是對美國全球霸權的“反叛”所帶來的不安與焦慮。

五個核風險點

根據布倫特·伊斯特伍德的分析，2026年可能爆發(fā)核戰(zhàn)爭的五個熱點包括：中東、南亞、美國與俄羅斯的對峙、中美沖突，以及朝鮮半島。

文章的邏輯看似嚴謹，但其中的隱含問題卻值得我們深思。

首先，作者在強調核戰(zhàn)爭的概率極低時，反復渲染各類緊張、失控的局面，這種策略無疑是一種典型的“安全恐嚇”式寫作。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美國一再強調核風險，而在實際的國際核威懾體系中，各國領導人卻極少因為“情緒失控”而采取核武行動？核武器從未是隨便可以動用的工具，它存在的核心價值恰恰在于對使用的極端理性限制。

將核戰(zhàn)爭描述為某個領導人在情急之下按下按鈕，這種簡化的思維本身就忽略了戰(zhàn)略穩(wěn)定的復雜性，并誤導了輿論對核武政策的理解。

這篇文章并未真正深入探討各個地區(qū)的戰(zhàn)略背景，而是用一種片面的敘事推動情緒化的判斷，仿佛世界正面臨一種隨時會爆發(fā)的核戰(zhàn)爭。

核風險是存在的，但它并非是通過情緒和誤判就能爆發(fā)的，各國政府和軍方在面對極端危機時，總是會秉持最為冷靜、理性的態(tài)度。

中東與南亞的核風險

文章中的中東部分尤其耐人尋味，作者將核風險的源頭描述為“恐怖襲擊可能逼迫以色列情緒失控”，這種極端假設實際上為以色列長期以來的核政策提供了某種“免責條款”。

以色列作為中東地區(qū)唯一擁有核武庫的國家，從未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也一直避免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監(jiān)督。

而西方輿論卻習慣性地將其塑造為“理性、克制”的核擁有國，幾乎不曾對此提出質疑。

現實恰恰相反，以色列不僅在中東地區(qū)軍事上占據主導地位，而且長期以來主動塑造安全環(huán)境，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軍事優(yōu)勢。

將其描繪為“理性最后才動用核武”的敘事，本質上是一種雙重標準，西方安全話語體系將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合理化，卻忽視了它所引發(fā)的區(qū)域不穩(wěn)定和核武器擴散的潛在風險。

與此類似，南亞的核風險部分也被簡化為“印巴空戰(zhàn)”和常規(guī)沖突所引發(fā)的核危機，作者并未深究印巴核威懾體系的穩(wěn)定性。

實際上，印巴之間的核對抗并非單純的技術性風險，而是深植于民族主義情緒、邊界摩擦以及國內政治因素中。

將兩國間的常規(guī)沖突直接等同于核沖突的升級，這種思維方式忽視了兩國長期以來在核威懾框架內的理性互動。

中東與南亞的描述，背后是西方主導的國際安全敘事，它們試圖通過這種情緒化的寫作放大局部沖突的核風險，轉移對背后深層次結構性問題的關注。

這種做法不僅脫離現實，也無助于解決實際的國際安全問題。

中美與美俄的核對峙

而在美俄和中美關系的討論中，文章展現出的邏輯則更加矛盾。

在談到美俄核對峙時，文章一方面承認《新削減戰(zhàn)略武器條約》仍然在被遵守，另一方面卻強調核威脅的回歸，這種自相矛盾的說法揭示了美國在核政策上的不穩(wěn)定性。

一方面，美國通過退出多個軍控條約、部署導彈防御系統(tǒng)來推進戰(zhàn)略對抗；另一方面，又通過對核威脅的渲染，強化全球恐慌氣氛。

這種言辭上的雙標，實際上是對美國在國際安全事務中的失去控制感的一種反映。

特別是在中美關系的部分，作者將中國描繪為“拒絕合作、不負責任”的核大國，盡管現實情況并非如此。

中國的核武器儲備遠低于美俄，而且其核政策始終強調“最小威懾”。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卻要求中國與美俄同等參與軍控談判，這種不對等的要求顯然無法得到中國的認同。

在美俄擁有數倍于中國的核武庫并同時發(fā)展區(qū)域導彈防御和前沿部署的情況下，要求中國直接加入美俄主導的軍控框架，本身就是一種不合理的邏輯。

朝鮮問題則被描述為一個典型的“失控國家”敘事，作者著重強調朝鮮的核試驗和潛在打擊能力，卻忽略了半島長期的軍事對峙和制裁機制失效的根源。

文章甚至提到韓國可能擁核，卻完全沒有反思是誰推動了這場地區(qū)軍備競賽。

最終，美國試圖通過渲染全球核威脅來維持其在全球安全事務中的領導地位，而非通過實際的外交與軍事對話解決問題。

這種情緒化的寫作方式，正是美國全球霸權逐步收縮的無奈體現。

《國家利益》這篇文章所傳遞的信息，并非關于2026年可能爆發(fā)的核戰(zhàn)爭，而是關于一個逐漸喪失戰(zhàn)略自信的美國，在全球安全結構中不愿放棄領導地位的應激反應。

美國一方面通過制造全球性的安全恐慌來重新凝聚盟友的信任，另一方面卻又因無法擺脫過時的軍控框架和冷戰(zhàn)思維而感到焦慮。

在全球多極化逐步發(fā)展的今天，美國的全球霸權面臨嚴峻挑戰(zhàn)，而核威脅的渲染正是美國用以維持其霸權地位的一種手段。

與其擔心2026年核戰(zhàn)爭可能爆發(fā)在哪里，不如更清楚地認識到，世界的真正不安全感，來自于誰在不斷放大恐懼、誰在利用恐懼維持舊有的權力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