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中央給主席昔日秘書高智打來電話，詢問道：“你怎么還沒來北京？”

“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都來悼念他了，你怎么還不來北京？”

1976年9月，中辦的一通電話直接打到了陜西，電話那頭的語氣急得不行，簡直是在吼了。

接電話的人叫高智，是個跟著毛主席干了10年的老秘書，按理說這種時候他應該第一個沖到北京去。

可實際上，他這幾天在家里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眼淚都流干了，就是動不了身。

這一通電話，才算是把這道“封印”給解開了，讓他嚎啕大哭。

01

1976年9月9日那條消息出來的時候，整個中國仿佛都被抽走了魂。

收音機里那個低沉的聲音，一遍又一遍地播報著，每一個字都像是砸在人心口上的石頭。

對于高智來說，這種痛還要更深一層，那是刻進骨子里的疼。

他想去北京，發了瘋一樣想去。

可那個年頭，沒有上面的調令，沒有一紙批文，你就是有天大的急事也寸步難行。

申請早就遞上去了，就像石沉大海一樣，急得他在屋里轉圈圈，恨不得長翅膀飛過去。

直到中辦那個電話打過來，那種壓抑的情緒才徹底崩開。

北京那邊也是急了，心里都記掛著這個當年的“小高”，琢磨著這人怎么還沒到場。

這哪是責怪啊，這分明就是一道特批的“通行證”。

放下電話，高智帶著老婆連夜就往北京趕。

這一路上，車輪子滾動的聲音，似乎把他拉回到了幾十年前那個戰火紛飛的陜北。

那時候的他，還是個愣頭青，根本不知道自己即將面對的是怎樣一個“老板”。

02

把時間條往回拉，拉到1947年的延安。

那是3月17日的中午，楊家嶺的食堂突然“大方”得嚇人。

平時連個白面饃饃都得算著吃的地兒，那天突然大米、白面敞開了造。

更離譜的是，那幾口大缸里，裝滿了油花花的紅燒肉，香氣能飄出去二里地。

大伙兒看著這些好吃的，眼睛都放光，可高智心里卻“咯噔”一下，手里的筷子差點沒拿住。

這哪是過年啊，這就是傳說中的“斷頭飯”啊。

胡宗南的大軍已經壓到眼皮子底下了，這頓好的吃完，就是要撤退，就是要玩命了。

果不其然，碗筷剛放下，命令就來了：撤。

就在這撤退的路上，高智算是真正見識到了什么叫“牛人”。

按說這是最高指揮官，幾十萬敵軍在后面追，怎么著也得有點特殊待遇，保命要緊吧？

戰士們心疼他年紀大，特意用兩根粗棍子綁了個擔架，想抬著他走。

結果呢？這老頭脾氣上來了，把棍子一扔，眼珠子一瞪，非要自己走。

前面是黃河天險，后面是追兵，天上有飛機轟炸，這情況擱一般人身上，早就慌得腿軟了。

可這位爺倒好，手里拄著根棍子，不慌不忙地在山溝溝里轉悠。

他還有心思跟身邊人說：“走，咱們去黃河邊看看水，看看風景。”

這份淡定，把年輕的高智看得一愣一愣的，心里就一個念頭：這人，神了。

那時候的高智就在想，跟著這樣的人干，哪怕是把命搭上也值了。

03

后來進了北京城，住進了紅墻圍著的中南海豐澤園。

外人看著光鮮，覺得這下高智算是掉進福窩里了。

可這里面的苦，也就他們這些身邊人知道。

在這位“老板”手下干活，那日子過得，真是比在農村種地還摳門。

你敢信？堂堂大國領袖，穿的睡衣全是補丁摞補丁，那拖鞋磨得都要掉底了，還舍不得扔。

每個月那400多塊工資，要養活一大家子人，還得從稿費里掏錢接濟老家的親戚。

最絕的是，親戚來北京看病、吃飯，全得他自己掏腰包，公家的一分錢便宜都不能占。

要是親戚敢開口要官做？

那不好意思，臉立馬拉下來，連人帶行李給你轟回去，一點情面都不講。

高智自己就因為“占便宜”這事兒，栽過一個大跟頭，記了一輩子。

那是1960年，正是困難時期，高智陪著去武漢出差。

走得急，加上當時物資緊缺，大家都忘了帶買東西的票證。

正巧主席那邊的肥皂用完了，高智一看這哪行，洗臉洗手沒肥皂怎么成？

他就跟武漢接待處的同志商量，能不能通融一下，買幾塊肥皂。

人家一看是主席身邊的人，二話沒說就給辦了。

高智一看挺順利，順手自己也買了一塊，畢竟自己的也用完了。

這事兒放今天，那就是個芝麻綠豆大的事兒。

但在那時候，在那個人的規矩里，這就是天大的原則問題。

回到北京，這事兒就被捅出來了。

后果很嚴重：高智被狠狠批了一頓，還寫了檢討。

理由就一句話：老百姓買東西都要票，你憑什么搞特殊？

就這一塊肥皂的事，像烙鐵一樣燙在了高智的心上。

在這個人身邊，特權這兩個字，就是絕對的高壓線，誰碰誰死。

04

日子就這么一天天過，高智以為自己能一輩子這么干下去，給老人家當一輩子管家。

但到了1962年，分別的日子還是來了。

那天下午，老人家把高智叫到屋里，遞給他一支煙，語重心長地聊開了。

意思很明確：人不能老浮在上面，得下去接地氣，得去看看老百姓真實的日子過得咋樣。

“高智啊，你是個好同志，但我不能耽誤你。”

這話一出，高智的眼淚就在眼眶里打轉。

他心里一萬個舍不得，但他懂，這是為了他好，也是為了這個國家好。

臨走那天，老人家難得地流露出了不舍。

他拉著高智和他的女兒，在豐澤園里拍了張合影。

照片里，老人家笑得很慈祥，可眼神里透著一股子說不出的落寞。

分別的時候，老人家許下了一個愿望，一個聽起來很簡單的愿望：

“等我有空了，我要去陜西，去延安，還要沿著黃河騎馬走一走。”

這句話，說得那么認真，那么向往。

高智信了，死心塌地地信了。

他回了陜西，日盼夜盼，就盼著那個騎馬的身影能再出現在黃河邊。

他甚至連路線都給琢磨好了，哪里的路平，哪里的風景好。

可這一盼，就是整整14年。

05

1976年9月16日，高智終于站在了那個熟悉的身影面前。

只是這一次，那個人再也不會站起來，拍著他的肩膀問“陜北的小米好吃不好吃”了。

他就那么安安靜靜地躺著，身上蓋著那面鮮紅的旗幟。

高智哭得站不住腳，整個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樣。

他想起了楊家嶺的那碗紅燒肉，想起了武漢的那塊肥皂，想起了那張黑白合影。

更想起了那個沒能實現的黃河騎馬的約定。

那個人走了，走得干干凈凈。

他沒給子孫后代留下什么金山銀山，也沒給身邊人留下什么高官厚祿。

他留下的，只有那件打滿補丁的睡衣，和那個為了國家操碎了心的背影。

那個黃河邊的約定，終究是成了風里的遺憾。

有些承諾，不是不想兌現，是這副擔子太重，重到他壓根就騰不出手來去騎一回馬，去吹一回黃河的風。

高智對著遺體深深地鞠了一躬，這一躬，把這輩子的敬仰和委屈都揉在了一起。

你說這人這一輩子圖啥呢？

大概就是圖個心安，圖個對得起那片黃土地上的老百姓吧。

至于那個騎馬的愿望，也許在夢里，他早就已經去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