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會戰，別以為只是在武漢打，原來它的戰場覆蓋了五個省份

毛主席的預判是非常精準的，在抗日的敵后戰場上他早早的做了兵力部署了。

《論持久戰》一發表，在當時引起巨大轟動，我方抗日軍隊也逐漸明白打武漢會戰只是時間問題。

武漢會戰，許多人一聽名字，可能會認為就是在武漢城里城外打，跟上海、南京那些戰役差不多。這場戰役實際覆蓋了五個省份。

我們的守軍明知這場戰役避無可避，這次改變了打法:我們把戰場拉開到五個省份，日軍想集中優勢兵力，拿著他們的海陸空大軍與我們打場大仗，可我們偏不這樣打，實際讓日軍頭疼不已。

這場戰役也被稱為抗戰史上規模最大、戰線最廣的會戰，其戰火范圍橫跨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五個省份，是一場名副其實的超大規模集團作戰。

那么，問題來了：戰場既然鋪得這么開，為何稱其為“武漢會戰”，不叫華中會戰？是我們故意要把日軍引到五個省去嗎？日軍又為啥乖乖聽話，不直接集中兵力直搗黃龍呢？

它地處長江中游，是平漢、粵漢兩條南北大動脈的交匯點。掌握了武漢，就等于扼住了中國抗戰的咽喉。對于日軍而言，攻下武漢，既能摧毀中國殘存的抵抗中樞，又能沿長江深入中國腹地，逼迫中國政府投降。

因此，日軍下了血本。他們調集了約25萬兵力，編成華中派遣軍，由畑俊六大將指揮。這支部隊不僅是陸軍精銳，更配備了強大的海軍第三艦隊120余艘艦艇，以及航空兵團500余架飛機。他們計劃兵分兩路：主力沿長江兩岸水陸并進；另一路則沿大別山北麓迂回助攻。

面對日軍“海陸空”三位一體的絕對優勢，尤其是長江這條“水上高速公路”，中國守軍如果硬碰硬，結果只會像此前的淞滬、南京戰役一樣，在敵人的優勢火力下消耗殆盡。

中國守軍很清楚敵我力量的懸殊。結合毛主席的《論持久戰》，制定了“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的持久戰方針。具體到武漢會戰，這個“空間”就被具象化為一招妙棋：主動把棋盤做大。

你不是有長江和艦炮優勢嗎？好，我不在武漢城下跟你決戰。我把防線前置、拉長，在長江沿線層層設防，節節抵抗。保存有生力量，不死守，實在不行了，我退一步，退兩步又何妨！就是耗著你日軍。

同時，我在大別山、鄱陽湖等外圍險要地區布下重兵，威脅你的側翼和后路。

這樣一來，日軍的“速戰速決”計劃就被徹底打亂了。他們發現，要想安全地逼近武漢，就必須先肅清外圍這些“釘子”。于是，日軍不得不分出大量兵力，去進攻安徽的安慶、馬當，江西的九江、瑞昌，河南的信陽等地。

戰場的范圍，就這樣從武漢一點，迅速擴展到了鄂、皖、贛、豫、湘五省的廣闊地域。這并非日軍自愿，而是被中國軍隊牽著鼻子，一步步走進了我們預設的戰場。

敵后戰場毛主席在科學預判了戰局發展后，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戰略相持階段，做了具有遠見的準備。

他主要從戰略思想、兵力部署和根據地建設三個方面，做了具有遠見的準備。

1. 確定“敵進我進”的總方針，把戰略重心轉向敵后

在預見到日軍將大舉南下進攻武漢后，毛主席確定了“敵進我進”的核心戰略。這個思路非常關鍵，意思是：你日軍往南邊（武漢、廣州）進攻，我八路軍就反方向，往你日軍的后方（華北等地）開進。這樣做的目的是，趁日軍后方空虛，建立大量能夠獨立作戰的抗日根據地。這些根據地就像一個個堅固的“戰略支點”，不僅能牽制日軍、支援全國抗戰，還為八路軍日后發展壯大打下基礎。

2. 提前布局，將八路軍主力像“下圍棋做眼”一樣分散展開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正面戰場形勢發生變化。毛主席立刻開始具體安排，他把八路軍的主力部隊分散派到山西的四個關鍵區域去建立根據地：

晉察冀根據地：由115師一部分建立，威脅北平、天津等大城市。

晉西北根據地：由120師建立，這里是陜甘寧邊區的東面屏障，也是連接華北各根據地的樞紐。

晉冀豫根據地：由129師建立，直接威脅日軍的主要交通線，是堅持華北抗戰的重要支撐點。

晉西南根據地：由115師主力開辟，也是陜甘寧邊區的東部屏障。

毛主席把這種部署形象地比喻為 “像下圍棋‘做眼’一樣” 在敵后發展。這四個“眼”遍布山西，對日軍占領的交通線和城市形成包圍或側面威脅，展示了“敵人無法滅亡中國”的具體辦法。

3. 把游擊戰提到戰略高度，為長期相持積蓄力量

為了在敵后站穩腳跟并長期堅持，毛主席明確提出，要把抗日游擊戰爭從單純的戰術行動，提升到戰略地位來考察。他認為，因為中國土地廣大而日本兵力不足，敵后留下了大片空虛地帶，這使得大規模的、獨立的游擊戰爭成為可能，并因此產生了建立根據地、進行戰略防御和進攻等一整套戰略問題。這為敵后軍民的斗爭提供了根本指導。他要求各部隊“放手發動群眾，擴大自己”，在統一戰線原則下獨立自主地籌集給養、壯大力量。

毛主席的這套準備工作是一套完整的“組合拳”：思想上確立“敵進我進”，將主戰場預設于敵后；軍事上提前落子布局，完成戰略展開；理論上將游擊戰提升為支持長期抗戰的戰略手段。這些扎實的準備，使得在武漢會戰結束、抗日戰爭真正進入毛澤東所預言的 “戰略相持階段” 時，敵后戰場已經具備了獨立生存和持久作戰的能力，成為了消耗敵人、積蓄力量、最終贏得勝利的關鍵戰場。

那么，這五個省的戰場，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它們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盤相互支援的活棋。

安徽省（皖），尤其是長江沿岸，是武漢的東大門。安慶、馬當等要塞，是阻擊日軍溯江西進的第一道閘門。在這里的浴血奮戰，為武漢的備戰贏得了寶貴時間。

江西省（贛），特別是贛北的鄱陽湖地區和南潯鐵路線，是武漢的東南屏障。薛岳將軍指揮的第一兵團在此創造了“萬家嶺大捷”，幾乎全殲日軍一個師團，沉重打擊了日軍沿南潯線迂回包抄武漢的企圖。

河南省（豫），尤其是豫南的信陽地區，是武漢的北大門。日軍第2軍企圖從此突破，沿平漢鐵路南下。中國軍隊在此依托地形頑強阻擊，迫使日軍進展緩慢。

湖北省（鄂），作為核心戰場，本身也分為江南、江北兩大戰區。江北的第五戰區（李宗仁指揮）依托大別山，江南的第九戰區（陳誠指揮）依托幕阜山，構成了武漢的最后一道立體防線。

湖南省（湘）的北部地區也被卷入，主要是為了策應贛北和鄂南的作戰，防止日軍從更廣闊的南線進行大迂回。

每一個省份的抵抗，都像一根堅韌的繩索，絆住了日軍這頭蠻牛的一條腿。當它的力量被分散到五個方向時，其“海陸空”協同的銳氣就被大大消耗了。

有人會問：日軍指揮官是傻子嗎？他們明明知道武漢是目標，為什么不無視外圍，集中所有兵力像一把尖刀直插武漢呢？

這恰恰是“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打仗不是打游戲，可以無視地圖上的其他單位。無視側翼威脅，盲目突進，是軍事上的大忌。

如果日軍不顧江西戰場，直接攻打武漢，那么薛岳兵團隨時可以從側后出擊，切斷其長江補給線，與武漢守軍里應外合，將突進的日軍包了“餃子”。同樣，如果不管河南的信陽，中國軍隊也可能從北面威脅日軍主攻部隊的側背。

此外，中國軍隊廣泛發動群眾，破壞交通，開展游擊戰，使得日軍的后勤補給線異常漫長且脆弱。不掃清外圍，他們的前線大軍就可能面臨斷糧斷彈的危險。

所以，日軍不是傻，而是被迫“聰明”。他們不得不按照中國軍隊設計的劇本，一個一個地去拔除外圍據點，日軍一步步地被引入消耗戰的泥潭。這場戰役打了四個半月，日軍雖然最終占領了武漢，但傷亡慘重，速戰速決迫使中國投降的戰略目標徹底破產。

既然戰場如此廣闊，為何不叫“華中會戰”或“五省會戰”呢？原因在于，所有戰役行動的最終目標，以及整個中國戰略防御的核心，都是武漢。

無論是安徽的阻擊，江西的鏖戰，還是河南的堅守，其根本目的都是為了“保衛武漢”。武漢是這場宏大戰略博弈的“棋眼”，是所有軍事行動圍繞的終極焦點。因此，以目標地命名這場戰役，是最準確、最直接的。

武漢會戰以中國軍隊主動撤離而告終，但它的意義遠非一城一地的得失。它成功地將抗日戰爭拖入了戰略相持階段，徹底粉碎了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迷夢。那遍布五省的烽火，燒灼出的不僅是中國軍人的血肉長城，更是一個古老民族在絕境中展現出的、令人驚嘆的戰略智慧與堅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