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玉良
65歲生日這天,蛋糕沒有點蠟燭,取而代之的是法庭的燈光。首爾龍山區,中央地區軍事法院。曾經的總統,再一次踏進這片熟悉的地界,卻不再是發布指令的人,而是坐在證人席上,說話需要被記錄、被核對、被反復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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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有點殘酷。去年12月,國會通過彈劾案,尹錫悅被停職;一年后,同樣在12月,同樣在龍山,他面對的是“戒嚴軍人執行內亂主要任務案”的庭審。生日與審判并排出現,本身就像一段冷峻的注腳,提醒所有人,權力退場后,歷史不會自動失憶。
這一天,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他曾熟悉的名字:前特戰司令、前首都防衛司令、前反間諜司令、前情報司令。制服換成了西裝,肩章消失了,只剩下案號。尹錫悅說,看見這些軍方干部和警方人士站在那里,感到惋惜,也感到抱歉。他強調,他們只是按照自己的決定履行職責。
這句話說得很輕,卻壓得很重。所謂“只是履行職責”,在法庭里往往意味著另一層意思:決定從哪里來,責任就要回到哪里。尹錫悅的“抱歉”,并不是否認決定的存在,而是承認決定的重量。問題只剩下一個——這個決定,究竟是臨時起意,還是早已寫進了日程表。
他在庭上重申老說法:緊急戒嚴令,是為了喚起國民對國家危機的警惕;當時的判斷是,戒嚴即便實施,也不會持續半天或一天;除前國防部長官金龍顯之外,從未指示他人就戒嚴進行研討或準備。這套表述,語氣克制,邏輯完整,聽起來像一份經過多次打磨的陳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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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幾天前,負責調查緊急戒嚴事件的特檢組,交出了另一份文本。最終調查結果里,24人被提起訴訟,尹錫悅名列其中。特檢組的認定并不繞彎:緊急戒嚴并非臨時決定,而是長期籌劃;核心目的,不是提醒危機,而是清除政治異己,集中并鞏固個人權力。
兩種說法,在同一個12月交鋒。一邊是“不會持續半天”的短暫設想,一邊是“長期籌劃”的時間線;一邊是“只和一人討論”,一邊是完整的執行體系;一邊是生日當天的歉意,一邊是調查文本里的冷靜判斷。法庭尚未給出最終裁決,但公共記憶已經開始對比、拼接、追問。
龍山這個地名,在韓國政治中并不只是一個坐標。它意味著權力中樞,也意味著軍政關系的敏感地帶。尹錫悅再次到訪龍山,不再是以總統身份指揮國家機器,而是作為證人,面對那些曾經被啟動的齒輪。位置一變,視角就變了。過去的“緊急”,在此刻被逐條拆解;過去的“必要”,在程序面前需要給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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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審現場的氣氛并不喧鬧,沒有街頭的口號,也沒有社交媒體的情緒放大器,只有問答、記錄和時間的流動。正因為安靜,反而更鋒利。每一句“當時認為”,都會被追問依據;每一句“沒有指示”,都會被核查證據。制度的力量,不在于聲音大,而在于耐心。
尹錫悅說自己感到抱歉,這個姿態在情感上容易引發共鳴,卻無法自動抵消制度層面的追責。政治并不是一場個人情緒的敘述,而是一連串可驗證的行為。戒嚴令不是情緒表達,而是國家權力的極端形態;一旦啟動,就不再屬于某個人的判斷,而是全體社會必須承擔的后果。
特檢組的調查結論,把這場事件從“誤判”拉回到“籌備”。這兩個詞之間,隔著的是責任的深度。誤判可以討論能力,籌備就必須討論意圖。清除政治異己、集中權力,這些指控并不需要夸張,它們本身就足夠沉重,也足夠讓任何民主社會保持警惕。
65歲生日,本該是回顧人生的節點,卻變成了接受質詢的日子。這并非命運的玩笑,而是政治邏輯的自然延伸。當權力曾經越過常態,時間遲早會要求一個交代。龍山的法庭,沒有燭光,卻有更長久的照明。
庭審還會繼續,判決尚未落槌。尹錫悅的故事,也還沒有寫完。但這一幕已經足夠清晰:在制度面前,沒有永遠的職位,只有不斷被檢視的決定。生日會過去,法庭會散場,留下的,是社會對權力邊界的記憶,以及對下一次“緊急”二字的本能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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