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業風波”——吳晗南開講學的故事

“文革”中，凡是以往和“三家村”鄧拓、廖沫沙、吳晗有聯系的，為人所知或被發現，都要遭殃，必然大禍臨頭。歷史系一位青年教師，調到他家鄉的一所中學工作，只因說過他曾聽過吳晗演講，就被打成“三家村”的“小爬蟲”,蒙受到不堪忍受的折磨。

1966年6月15日，我從鹽山“四清”返校，有領導的、有組織的揭發批判我的大字報鋪天蓋地。主樓二樓從東到西，各個教室及走廊，全是我的，馬蹄湖邊的大禮堂內也有一部分，據說數量之多，榮獲全校“冠軍”。其中有一張大字報特別引人注目，揭發出“魏宏運、鄭天挺”于宏業飯店樓上和‘三家村’聚餐，說黑話。”這是一顆極有價值的炮彈，一時震動了南開園。

其實，揭發者并不了解宏業聚餐的真相。要說我和吳晗有關系是事實，而且相見不止這一次。鄭天挺鄭老和吳晗是老相識。抗戰前，一在北大，一在清華。抗戰時期，同時任教于西南聯大，一教明清史，一教明史，關系密切。20世紀50年代兩人來往可稱頻繁。鄭老帶我去北京，曾到北長街西華門附近吳宅拜訪，交談之余，還曾認真欣賞和評論過他壁上懸掛的名家書畫。1959年暑假，鄭老和我帶同學到北京實習參觀，住在鐵獅子胡同人民大學校園，了解段祺瑞執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慘案。察看了當年段祺瑞國務院的遺跡。同時請吳晗給同學講他非洲之行的印象和觀感。那天是由左志遠接來的。時左和婁曾泉正在北京文化學院進修博物館學，為歷史系籌建博物館專業作準備。

我們還曾多次請吳晗來校演講。1958年春，吳晗來南開三天，講了兩天半關于讀書和治史問題。他曾講到治史“要三勤，勤讀、勤抄、勤寫”,“為了要繼承就必須鉆到古書堆里去，要有勇氣”。那時在史學界流行“以論代史”之風，他不同意這種提法，他說，論在史之中，不是在史之外。他認為“只要把真正的史實擺清楚了，觀點自然就出來了”。聽眾對他的演說，無不敬佩。

1959年10月南開校慶，舉行學術討論會，我們又請來吳晗講歷史人物評價問題，這是當時學界議論的熱點。吳晗所講內容大體包括下列幾點：一、衡量歷史人物，應將所論人物放在其所處的歷史時期來認識，不應以今天的標準做尺度。二、對歷史上有作為的帝王將相，應寫出其對歷史的貢獻，如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康熙、乾隆，以及曹操、武則天等，“不能一見歷史上的奴隸主、封建主、資產階級，就喊打倒”。如果那樣，“祖國的歷史就漆黑一團了”。三、中國歷史上是有“清官”的，如包公、海瑞，代代相傳，為人們所稱道。

1962年，貫徹“高教60條”之時，學校教學秩序步向正常，為活躍學術，5月底，吳晗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應邀來南開講學，地點在大禮堂，講題和1959年來校時一樣，仍是關于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這幾年他陸續寫了這方面的文章，對中國歷史的政治人物思考較多，還創作了《海瑞罷官》劇本，以此課題，進一步闡述他的思想和觀點。因為這次面對廣大同學，具體談到他的思路時，他說當時學界出現的一些問題，引發出他的思考。他從當天乘車來津路上讀書講起，講到讓步政策、清官問題、對歷史人物如何評價才算公允等。他強調在學術探索道路上，一定要實事求是，如實反映歷史的真實。會后他還和部分教師座談明清史研究中的諸問題。

這次演講，給當時南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風采，他獨立的思考，他教誨青年人怎樣去認識歷史，使人難以忘懷。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因吳晗這次演講，卻招來了大禍，主要是對我的，還有鄭老，演出了“宏業風波”。

真相是這樣的：演講完畢，鄭老以自己工薪宴請吳晗于勸業場一小巷中的宏業飯店。當時物資供應還很緊張，市政府為部分知名人士定此店為招待點，歷史系僅鄭天挺和吳廷璆可以享受這一待遇。當天作陪的有梁寒冰(市委文教部部長)、何錫麟(校副校長)、滕維藻(校教務長)、吳廷璆教授、楊翼驥教授和我。席間，吳晗興奮之極，侃侃而談，還談及毛澤東讀了他的《朱元璋傳》,大加贊賞。鼓勵他撰寫《海瑞罷官》歷史劇，他說，說實話，他寫這一劇本是一新的嘗試等，要說是“黑話”的話，這就是“黑話”的內容。

吳晗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是史學界熠熠閃光、極為活躍的著名學者，經常發表文章，作學術報告，他還倡導普及歷史知識，中華書局出版了他主編的系列歷史小叢書，其中部分書稿還請鄭老審查過。鄭老因工作忙不過來，讓其弟子馮爾康協助審閱。事實證明，在推動我國歷史研究和普及中，吳晗的思想彼時被學界廣泛接受和傳播。

吳晗這位學界名流，出任北京市副市長，“因‘言’獲罪”。在“文革”中遭殘酷迫害致死。這是他人生的悲劇，也是中華民族的不幸。

今年是吳晗誕辰100周年，逝世40周年，《吳晗全集》已出版。這是他留下的豐厚文化遺產。我國的思想文化寶庫，是由一代一代的精英學人建樹豐富起來的。吳晗在歷史領域中做出了貢獻。他來南開的足跡和發出的聲音，留在南開人集體記憶中，思想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

原載《今晚報》,2009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