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潘玉良彌留之際，留下遺言：我有兩件東西，交給潘贊化的子孫

1977年9月，一場連綿細雨淹沒了塞納河畔的喧囂。醫院的窗外，梧桐葉打著旋墜落，空氣里混雜著藥味與潮氣。八十二歲的潘玉良靠在枕上，神智時而清醒時而迷糊。人們以為她會絮絮叨叨聊作品，她卻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反復念著一個姓氏——潘。

回憶拉回到1895年。那一年，她在安徽桐城的舊屋降生，還沒學會喊一聲“爹”，父親已撒手塵寰。母親在她八歲時也隨風去了，孤零零的小女孩被舅舅帶進揚州。舅舅好賭，欠下一屁股債，十四歲那年，她被賣進怡春院，室內燈紅酒綠，外墻卻是鐵打的牢籠。

潘玉良不認命。她先是燒火丫頭，抓住一切空檔偷偷練字、學曲。五十多次逃跑失敗，皮肉之苦沒能磨掉她的骨氣。老鴇無奈，只得讓她學琴學戲，想著多賣個好價錢。也正是在“學戲”這三個字里，她練就了后來畫布上那股子豪勁。

1913年春，蕪湖海關設宴迎新任監督潘贊化。宴席上，潘玉良抱琵琶清唱《卜算子》，“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余音未散，廳里落針可聞。潘贊化輕聲問她：“曲子出處？”少女垂頭答：“南宋嚴蕊。”短短兩句對話，讓他記住了這個眉宇間盡是倔強的女子。

說來也巧，當晚客人起哄，要把潘玉良送去潘贊化房里陪酒，他拒絕了，卻留下了一句話：“明日同游蕪湖。”青樓里規矩森嚴，女子外出難逃皮肉債，果不其然，潘玉良挨了一頓板子。但第二天，她仍整理衣衫赴約。那一下午，她聽潘贊化談早稻田大學、談辛亥起義，也聽他講詩經。她發現，知識可以讓一個人脊梁挺直。

機緣由此打開。陳獨秀為二人作保，他們以平妻身份結合。婚后三日抵滬，潘贊化請私塾先生、買成套課本，兩口子在燈下對著拼音讀“小貓釣魚”，這場景在租界里頗為稀奇。鄰居洪野教授見潘玉良涂抹荷花，隨手指點幾句，驚覺天賦驚人，索性收她做免費學生——所謂貴人相助，大抵如此。

1918年，上海美專招生。校方因她的“出身”將名字從榜單抹掉，洪野氣得跑去找劉海粟理論：“挑學生看祖宗八代，不如關門算了。”劉海粟一揮筆，把“潘玉良”寫在第一名左側。這一筆，改了中國近現代美術史的排列順序。

1921年至1928年，她輾轉里昂、巴黎、羅馬。法蘭西學院的雕塑教室里，她常餓得頭暈，卻還是站在石膏像旁琢磨光影；羅馬街頭，意外暈倒，師生湊錢替她交房租。困窘中的堅持沒白費。1929年，《裸女》獲歐亞現代畫展三等獎，獎金5000里爾解決了燃眉之急，也讓歐洲畫壇第一次認真審視一位中國女性的筆觸。

1930年代，她攜數百件作品回滬辦展，場場爆滿，卻也招來冷嘲熱諷。“妓女對嫖客的歌頌”這行墨汁，狠狠潑在她油畫《人力壯士》上。與此同時，潘贊化的原配夫人搬來上海，家族禮法并不認可這位“名不正言不順”的女教授。內外壓力夾擊，她決意再赴巴黎。那一別，她和丈夫再無相見之日。

抗戰爆發后，信件難以抵達。潘玉良坐在塞納河邊的閣樓里，靠賣畫、教課維持生計。有人勸她加入法國籍，簽約畫商，日子好過得多，可她堅持“三不”：國籍不換，婚誓不變，合同不簽。朋友不解，她淡淡說：“畫可以賣，骨頭不能賣。”

1950年起，意大利、瑞士、比利時的巡展讓她名聲鵲起。巴黎《晚郵報》用整版報道這位“中國的卡西尼”，卻很少有人知道，她最掛念的是安徽來信的郵戳。1959年一月，國內朋友輾轉告知：潘贊化病逝安慶，終年七十五歲。這消息像利刃，她整整一夜沒合眼，第二天仍照常去課堂，只是講到《色彩對比》時突然停頓，卻沒讓學生察覺到理由。

1964年中法正式建交，她立即向文化部遞交回國申請。然而手續拖拖拉拉，等不來的批文與日益衰弱的身體一起消磨掉了等待。彼時國內正經歷新風浪，她的名字在報紙上被提起又迅速淡去，那段歷史留了一個空檔。

回到文章開頭。彌留之際，她把王守義叫到床前，手指柜子：“表和項鏈，替我帶回去。”懷表是潘贊化年輕時用過的，美工雕著早稻田校訓；項鏈里鑲著二人唯一的合影，背面刻著四個法文單詞——“Amour， Foi”。 王守義哽咽回應：“放心。”

兩天后，潘玉良停止了呼吸。法國《費加羅報》只用了四行簡訊通報：旅法華人女畫家逝世。沒有轟動，亦無追悼會。可在安徽桐城的潘氏祠堂里，那只老懷表如今依然走得很準，秒針滴答，像極了她倔強的步點。

如果翻開她留下的近五千件作品，會發現那些濃烈用色背后藏著一條清晰的坐標軸：從青樓暗檐的油燈，到羅馬教堂的穹頂，再到塞納河霧靄的晨光，每一次跳躍，都伴隨社會桎梏與個體抗爭的搏撞。有人評價她“用一支畫筆改寫自身履歷”。或許更準確地說，她用畫完成了對原生桎梏的反訴，并以懷表與項鏈，為這場長達半個世紀的奔波劃上句點。

至于那兩件遺物，如今靜靜陳列在桐城博物館，不以金貴耀眼，卻道出一樁事實：在風雨漂泊與聚散離合之間，潘玉良始終記得自己姓潘，也始終記得那個曾在蕪湖春日午后，為她講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