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揭曉，吳石子孫斬釘截鐵否認，陳誠當年資助說竟然徹底失實

電影放映廳里，燈光昏暗，氣氛顯得很安靜，一張看起來有點舊的手寫紙條被投影機放大后，在銀幕上變得十分清晰，上面的內容很簡單，字跡也很清楚，好像在講述著一種“隱藏的溫情”—每個月資助200元，觀眾的目光都停留在這張紙上，仿佛想接近某個沒解開的故事，不過一會兒，這張紙條引發了一場爭論，也改變了放映廳里的氣氛。

有人質疑，這張紙條上所聲稱的資助到底有沒有發生過，背后有沒有相關佐證的文件、印章或者目擊者的證言？但顯然紙條自身是無法給出答案的。曾經想要給觀眾帶來感動的內容，在缺乏實證的情況下只剩下一種尷尬，而這張紙條所承載的“溫情”期望又太過沉重，終究是難以承載的。

追溯這張紙條被追問的來由，就得提及白色恐怖時期那段陰郁的歷史，白色恐怖時期長達38年，被牽扯進政治案件的人次達14萬以上，其中三四千人因“叛國”罪名被判處死刑，這些數字只是整體的一部分，但背后的每一份痛楚都是不可想象的個體故事，那是個政治高壓下人人都小心翼翼的時代，更大的悲劇藏在這些被牽連者家屬身上。

吳石，一個被當成“叛國”的軍事人物，他的遭遇就是白色恐怖下許多受害者的一個縮影，當他被處決之后，整個家庭陷入了絕對的困境，他的妻子王碧奎想要撫養兩個孩子，只能在社會最底層苦苦掙扎，她的工作和社會活動都被剝奪，戶籍也被注銷，日常的出路也被切斷。

賺60元左右，顯然不夠養活一家人的生活，為了填飽肚子，兩個孩子只能拾爛菜葉回家。到了冬天，沒有溫暖的房子，只能在橋洞里抱成一團取暖，用最最最基本的方式，堅持下去。

勞動是她的全部，一雙布滿針眼和傷痕的手記錄了她無數個通宵達旦的日子，和她日復一日的苦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本該屬于家庭幸福生活中的努力，卻因社會的孤立變成了茍且的掙扎，而更甚者，當王碧奎因“政治嫌疑”被關進監獄時，沒有一個人愿意為她說話，也沒有人愿意為她提供任何幫助，她的孤立無援已到了極點，出獄后，她的日子并沒有好起來，社會上的排斥和冷眼相向如影隨形，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到了今天，一拍帶有資助的手寫紙條出現在人們面前時，卻想給里面滿載著痛苦的真實歷史披上一層“溫情”的包扎。而這張紙在某部紀錄片中成為了高層的核心證據，更神奇的是陳誠還曾秘密地資助了吳石家屬。吳石的子孫對此大為動怒，他們也從未領受過任何資助，莫說這些，就連被牽扯其中的王碧奎自身的孤立與壓迫感都沾不上”。

這種說法在檔案館的記錄里也得不到證實，對臺灣白色恐怖歷史有所研究的專家指出，無論是臺灣國史館還是中國科學院，檔案中都找不到任何關于資助行為的線索，相反，大量檔案記錄了臺灣當局當時對受害者家屬進行系統性迫害的事實，從被注銷的戶口，被限制的社會活動，到嚴苛的經濟封鎖，檔案里透露出來的，完全是一個和紙條內容背道而馳的冰冷現實。

尷尬的，不只那張紙條，還有圍繞這張紙條編造的紀錄片，情緒化的敘述也許能短時間引起觀眾的共鳴，但真相浮出水面之后，這種煽情的敘述會消耗觀眾的信任，特別是歷史文件表明，這樁所謂的善行根本不存在，這種虛構不但對事實是一種背叛，而且對受害者的事實遭遇也是一種二次傷害。

實際上，這背后展現的就是情緒化傳播的熟練機制。手寫的紙條之所以能打動人心，是因為它更質樸，而且它的傳播成本很低，人們更容易接受。所以，在當下的社交媒體環境下，人們會迅速地進行分享。但是如果敘述不真實，這樣的敘述會讓人們對于歷史產生錯誤的認知。人們在溫情的故事中釋放情感的時候，卻忽略了制度暴力的真正殘酷。

至于陳誠會不會在制度之外提供資助，歷史研究者們大都表示懷疑，白色恐怖時期嚴酷的政治體制下，任何制度之外的行為都極為罕見，更何況是牽涉叛國罪的家庭，一些刻意營造的溫情敘述，既遮蔽了真實的冷酷制度，又會讓讀者誤以為這段歷史存在人性化的漏洞—對真相尚未成全的這段歷史來說，這又是一種進一步的扭曲。

制度暴力的沉重程度遠超一張紙條所能遮掩的范圍，從檔案到研究，事實一次次表明，吳石家屬的生活完全是靠自己的毅力和勞動維持的，王碧奎從未獲得過任何額外的幫助，面對的社會系統對她既無善意，也充滿敵意，比起這些真實得殘酷的歷史，編造一個感人故事顯得格外蒼白且多余。

情緒化敘述在營造傳播效應的同時也留下了信任危機的隱患，當歷史被重新包裝成情感消費品，真相就會被稀釋，甚至被轉移，歷史的真實力量在于它從不迎合任何人的情緒，它以自身的冷峻承載時代的苦難，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這才是歷史成為歷史的意義。

燈光終于亮起，投影屏上一片空白。不少觀眾低頭，有人緊皺眉頭，好像在想些什么。但此時冷風從門縫里透進來，讓人覺得一陣冷—不是天氣的冷，而是歷史的冷。這段歷史不需要修飾，不需要潤色，真實本身就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