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末葉焦振甲國喪演劇及身后榮哀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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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家大院“恒豐榮”商號外景，匾額高懸，展現清末晉陜商幫建筑風貌，門前車水馬龍，伙計忙碌卸貨。

光緒三十四年冬，焦家大院“醇敬堂”張燈結彩，“彩勝班”搭臺演秦腔，鑼鼓喧天，演員扮相鮮明。

渭南縣知縣張世英乘轎路過，聽聞戲聲皺眉，派衙役前往查問，轎夫停在巷口等候。

焦家管事向衙役出示御賜匾額與京官書信，衙役低頭查看，表情從嚴肅轉為敬畏。

知縣張世英聽聞回報后擺手示意改道，轎子轉向小巷，遠處焦家大院戲聲依舊。

焦振甲晚年主持“謙益堂”事務，在賬房核對賑災賬目，鄉農跪地致謝。

焦振甲葬禮當日，焦家大院至村口白布鋪道，沿途設數十座祭棚，吊唁者絡繹不絕。

京城親王貝勒的使者宣讀祭文，內閣宰相題贈的“德望長存”匾額懸于靈堂正中。

京城親王貝勒的使者宣讀祭文，內閣宰相題贈的“德望長存”匾額懸于靈堂正中。

“彩勝班”在葬禮上表演喪戲，演員扮老生唱悲情選段，臺下吊唁者垂首拭淚。

渭南焦家為清末渭北望族，位列“渭北三大富戶”之首，其興家始于焦榮棟、焦耀棟兄弟，二人于四川創“恒豐榮”商號，主營煙、茶、票、當諸業，終構建起跨陜川甘的商業版圖，分店遍布西安、成都、新都等地，店員達八百余人 。焦家秉持“以商求富，以農守之”策略，兼行“以商養官、以官護商”之策，累世簪纓，聲望卓著——同治年間助餉賑災獲賞花翎，庚子西狩時捐銀五萬兩、麥六千石助皇室渡難關，家族子弟多入仕為官，形成“商業+政治+文化”的三位一體格局 。

據村中出土的“焦相棟神道碑”（大清光緒十九年立）記載，焦相棟為焦家第四門，誥封中憲大夫、戶部河南司副郎加三級，覃恩加一級，鄉音正賓，其碑刻子嗣為“振甲、連甲、毓章、聯奎”。結合《續修渭南縣志》及焦家族譜考證，焦榮棟、焦耀棟、焦相棟為同宗兄弟，榮棟居長、耀棟次之、相棟為四，因榮棟、耀棟子嗣稀缺，焦相棟將部分兒子過繼給二位兄長承繼宗祧：振甲過繼于焦耀棟，聯奎過繼于焦榮棟，加之相棟本支的連甲、毓章，兄弟四人實則分屬三門子嗣，合為焦家第七代核心成員，故鄉鄰尊稱焦振甲為“七老爺” 。焦振甲歷任湖北試用知府，為家族文化事務核心主事者，其生平軼事多見于地方傳聞與族譜記載，尤以光緒三十四年國喪演劇、身后榮哀二事，最能彰顯清末地方望族之權勢格局，今據神道碑、縣志及族譜考訂，謹成此篇，以補地方史乘之闕。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清德宗光緒皇帝崩，清廷頒詔天下，行國喪之禮。按清代典制，“帝后駕崩，為國服之期，官停娶期年，輟音樂二十七月；軍民停樂百日，梨園暫行閉歇，停演百日毋違”，禁令所及，上自宮廷，下至民間，無敢僭越。時各地府縣紛紛張貼告示，嚴申禁樂之令，天津《大公報》、保定《北洋官報》等皆刊布曉諭，明確“百日內一切筵宴停止，演戲等事尤在禁止之內”，違者將依律治罪。

是年冬，恰逢焦振甲壽辰。振甲為焦家文化公益之核心，光緒二十八年曾牽頭創辦“彩勝班”，專司家族節慶與民俗演劇，每逢慶典必搭臺唱戲，已成慣例。壽辰之日，焦家大院“九院三堂”中的“醇敬堂”（焦耀棟支系堂號）張燈結彩，“彩勝班”秦腔大戲如期開演，鑼鼓鏗鏘，唱腔高亢，聲傳數里。時渭南縣知縣張世英因公過境，行至焦家大院附近，聞聽禁樂期內竟有演劇之聲，甚為詫異，當即派衙役前往查問。

衙役至大院通報后，焦家管事出面應答，坦然告知為七老爺壽辰演劇之事。管事出示家族所獲御賜匾額、朝廷命官往來書信等，言明家族與京中貴胄、地方督撫之淵源。衙役見狀，深知焦家勢大——其家族不僅有過繼于榮棟支系的焦聯奎任刑部員外郎、焦聯甲官至直隸候補道，本支孫輩更有官居四品濟寧道臺者，且家族屢有捐輸助餉之功，深得朝廷信任 。衙役不敢造次，火速回報張世英。知縣權衡利弊，念及焦家“官商一體”之勢力，且其商號為渭北經濟支柱，若強行干涉恐引火燒身，最終只得下令改道繞行，對演劇之事不予追究，一時成為渭北官場秘聞。

焦家此舉雖違國喪禁令，然彼時清廷國力衰微，地方望族權勢坐大，禁令執行多有彈性。正如史料所載，清代國服禁戲雖嚴，然“地方官員在依律禁戲的同時，出于種種考量也會給予適當彈性空間”，焦振甲國喪演劇而未受懲處，正是此等時代背景與家族權勢結合之產物。

焦振甲晚年仍熱心地方公益，主持家族“謙益堂”事務，延續焦家“下惠鄉黨”的傳統，賑災濟貧，修橋鋪路，更資助南焦村鄉人從商謀生，使全村63戶人家中62戶投身商海，深得鄉鄰愛戴 。其去世后，焦家合榮棟、耀棟、相棟三門之力舉辦葬禮，傾盡人力物力，規制之高，轟動陜川兩地。

據焦家族譜殘卷及《續修渭南縣志》旁證，葬禮當日，焦家大院至村外道路皆用白布鋪陳，沿途設祭棚數十座，自陜川甘各地趕來的吊唁者絡繹不絕。最引人注目的，是來自京城及各省的唁電與禮品——當朝親王貝勒遣專人送祭文與挽聯，內閣宰相題贈“德望長存”匾額，直隸、四川、山東等省督撫均派代表親臨吊唁，所贈禮品涵蓋玉器、古玩、綢緞等，琳瑯滿目，一時無兩。

參與葬禮者既有朝廷命官、商界同仁，亦有鄉紳名流、鄰村百姓，人數逾千。秦腔“彩勝班”全程伴演喪戲，儀式遵循家族舊制與官宦規格，融合晉陜商幫禮儀與渭南地方民俗，成為清末渭北地區最為隆重的葬禮之一。如此高規格的身后榮哀，不僅是對焦振甲一生的肯定，更彰顯了焦家歷經數代積累的政治人脈、商業實力與社會聲望，其“上聯官府，下惠鄉黨”的家族策略，在此刻得到極致體現。

焦振甲國喪演劇而免賠，身后獲親王督撫致祭，看似違背常制，實則折射出清末社會權力結構之變遷。焦家以“恒豐榮”商號為根基，經榮棟、耀棟兄弟奠基，至振甲一代已形成龐大的商業網絡與政治勢力，通過過繼制度維系家族三門的緊密聯結，更以捐輸、聯姻等方式鞏固地位，其權勢足以讓地方知縣望而卻步，其聲望能令朝中大員折節致禮 。

村中出土的焦相棟神道碑，不僅厘清了焦振甲的支系歸屬與過繼淵源，更印證了焦家“官商相濟”的家族軌跡。此事不僅為研究清末官商關系、地方望族生存策略及宗族過繼制度提供了典型案例，更具象化了渭南焦家作為“渭北三大富戶之一”的歷史地位。其故事雖散見于傳聞與殘卷，然其背后所蘊含的時代風云與家族智慧，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