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我??了解渭南焦家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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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家大院“恒豐榮”商號外景,匾額高懸,展現清末晉陜商幫建筑風貌,門前車水馬龍,伙計忙碌卸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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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三十四年冬,焦家大院“醇敬堂”張燈結彩,“彩勝班”搭臺演秦腔,鑼鼓喧天,演員扮相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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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縣知縣張世英乘轎路過,聽聞戲聲皺眉,派衙役前往查問,轎夫停在巷口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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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家管事向衙役出示御賜匾額與京官書信,衙役低頭查看,表情從嚴肅轉為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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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縣張世英聽聞回報后擺手示意改道,轎子轉向小巷,遠處焦家大院戲聲依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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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振甲晚年主持“謙益堂”事務,在賬房核對賑災賬目,鄉農跪地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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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振甲葬禮當日,焦家大院至村口白布鋪道,沿途設數十座祭棚,吊唁者絡繹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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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親王貝勒的使者宣讀祭文,內閣宰相題贈的“德望長存”匾額懸于靈堂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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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親王貝勒的使者宣讀祭文,內閣宰相題贈的“德望長存”匾額懸于靈堂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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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勝班”在葬禮上表演喪戲,演員扮老生唱悲情選段,臺下吊唁者垂首拭淚。
渭南焦家為清末渭北望族,位列“渭北三大富戶”之首,其興家始于焦榮棟、焦耀棟兄弟,二人于四川創“恒豐榮”商號,主營煙、茶、票、當諸業,終構建起跨陜川甘的商業版圖,分店遍布西安、成都、新都等地,店員達八百余人 。焦家秉持“以商求富,以農守之”策略,兼行“以商養官、以官護商”之策,累世簪纓,聲望卓著——同治年間助餉賑災獲賞花翎,庚子西狩時捐銀五萬兩、麥六千石助皇室渡難關,家族子弟多入仕為官,形成“商業+政治+文化”的三位一體格局 。
據村中出土的“焦相棟神道碑”(大清光緒十九年立)記載,焦相棟為焦家第四門,誥封中憲大夫、戶部河南司副郎加三級,覃恩加一級,鄉音正賓,其碑刻子嗣為“振甲、連甲、毓章、聯奎”。結合《續修渭南縣志》及焦家族譜考證,焦榮棟、焦耀棟、焦相棟為同宗兄弟,榮棟居長、耀棟次之、相棟為四,因榮棟、耀棟子嗣稀缺,焦相棟將部分兒子過繼給二位兄長承繼宗祧:振甲過繼于焦耀棟,聯奎過繼于焦榮棟,加之相棟本支的連甲、毓章,兄弟四人實則分屬三門子嗣,合為焦家第七代核心成員,故鄉鄰尊稱焦振甲為“七老爺” 。焦振甲歷任湖北試用知府,為家族文化事務核心主事者,其生平軼事多見于地方傳聞與族譜記載,尤以光緒三十四年國喪演劇、身后榮哀二事,最能彰顯清末地方望族之權勢格局,今據神道碑、縣志及族譜考訂,謹成此篇,以補地方史乘之闕。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清德宗光緒皇帝崩,清廷頒詔天下,行國喪之禮。按清代典制,“帝后駕崩,為國服之期,官停娶期年,輟音樂二十七月;軍民停樂百日,梨園暫行閉歇,停演百日毋違”,禁令所及,上自宮廷,下至民間,無敢僭越。時各地府縣紛紛張貼告示,嚴申禁樂之令,天津《大公報》、保定《北洋官報》等皆刊布曉諭,明確“百日內一切筵宴停止,演戲等事尤在禁止之內”,違者將依律治罪。
是年冬,恰逢焦振甲壽辰。振甲為焦家文化公益之核心,光緒二十八年曾牽頭創辦“彩勝班”,專司家族節慶與民俗演劇,每逢慶典必搭臺唱戲,已成慣例。壽辰之日,焦家大院“九院三堂”中的“醇敬堂”(焦耀棟支系堂號)張燈結彩,“彩勝班”秦腔大戲如期開演,鑼鼓鏗鏘,唱腔高亢,聲傳數里。時渭南縣知縣張世英因公過境,行至焦家大院附近,聞聽禁樂期內竟有演劇之聲,甚為詫異,當即派衙役前往查問。
衙役至大院通報后,焦家管事出面應答,坦然告知為七老爺壽辰演劇之事。管事出示家族所獲御賜匾額、朝廷命官往來書信等,言明家族與京中貴胄、地方督撫之淵源。衙役見狀,深知焦家勢大——其家族不僅有過繼于榮棟支系的焦聯奎任刑部員外郎、焦聯甲官至直隸候補道,本支孫輩更有官居四品濟寧道臺者,且家族屢有捐輸助餉之功,深得朝廷信任 。衙役不敢造次,火速回報張世英。知縣權衡利弊,念及焦家“官商一體”之勢力,且其商號為渭北經濟支柱,若強行干涉恐引火燒身,最終只得下令改道繞行,對演劇之事不予追究,一時成為渭北官場秘聞。
焦家此舉雖違國喪禁令,然彼時清廷國力衰微,地方望族權勢坐大,禁令執行多有彈性。正如史料所載,清代國服禁戲雖嚴,然“地方官員在依律禁戲的同時,出于種種考量也會給予適當彈性空間”,焦振甲國喪演劇而未受懲處,正是此等時代背景與家族權勢結合之產物。
焦振甲晚年仍熱心地方公益,主持家族“謙益堂”事務,延續焦家“下惠鄉黨”的傳統,賑災濟貧,修橋鋪路,更資助南焦村鄉人從商謀生,使全村63戶人家中62戶投身商海,深得鄉鄰愛戴 。其去世后,焦家合榮棟、耀棟、相棟三門之力舉辦葬禮,傾盡人力物力,規制之高,轟動陜川兩地。
據焦家族譜殘卷及《續修渭南縣志》旁證,葬禮當日,焦家大院至村外道路皆用白布鋪陳,沿途設祭棚數十座,自陜川甘各地趕來的吊唁者絡繹不絕。最引人注目的,是來自京城及各省的唁電與禮品——當朝親王貝勒遣專人送祭文與挽聯,內閣宰相題贈“德望長存”匾額,直隸、四川、山東等省督撫均派代表親臨吊唁,所贈禮品涵蓋玉器、古玩、綢緞等,琳瑯滿目,一時無兩。
參與葬禮者既有朝廷命官、商界同仁,亦有鄉紳名流、鄰村百姓,人數逾千。秦腔“彩勝班”全程伴演喪戲,儀式遵循家族舊制與官宦規格,融合晉陜商幫禮儀與渭南地方民俗,成為清末渭北地區最為隆重的葬禮之一。如此高規格的身后榮哀,不僅是對焦振甲一生的肯定,更彰顯了焦家歷經數代積累的政治人脈、商業實力與社會聲望,其“上聯官府,下惠鄉黨”的家族策略,在此刻得到極致體現。
焦振甲國喪演劇而免賠,身后獲親王督撫致祭,看似違背常制,實則折射出清末社會權力結構之變遷。焦家以“恒豐榮”商號為根基,經榮棟、耀棟兄弟奠基,至振甲一代已形成龐大的商業網絡與政治勢力,通過過繼制度維系家族三門的緊密聯結,更以捐輸、聯姻等方式鞏固地位,其權勢足以讓地方知縣望而卻步,其聲望能令朝中大員折節致禮 。
村中出土的焦相棟神道碑,不僅厘清了焦振甲的支系歸屬與過繼淵源,更印證了焦家“官商相濟”的家族軌跡。此事不僅為研究清末官商關系、地方望族生存策略及宗族過繼制度提供了典型案例,更具象化了渭南焦家作為“渭北三大富戶之一”的歷史地位。其故事雖散見于傳聞與殘卷,然其背后所蘊含的時代風云與家族智慧,值得后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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