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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家不是退縮,難在每一幅都是先人的心力,每一卷都有家族的記憶和托付,捐出去怕管護不到位,留在家里又拗不過那句家訓,鄭山尊來回登門,軟硬都講,寫下承諾,登記要妥當,保管要妥當,手續要齊,兩邊在桌邊談到深夜,手邊是清單,心里是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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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那天,龐家把詳細清單拿出來,逐一核對,等南博公函遞過來,屋里全愣住了,紙上寫“確認收到虛齋舊藏古畫115件”,和137套差一大截,龐家當場提出異議,清單白紙黑字擺著,怎么能少這么多,接收方解釋是統計口徑的問題,讓先放心,回頭再復核,承諾會按137套給足手續清冊,這邊看著態度誠懇,再加上親戚這一層,就把信任寫在心里帶回了家。
時間越走越遠,新的問題露頭了,手續不清之外,部分藏品去向開始模糊,反復核查后,有5件寫在捐贈清單里的古畫,在館藏記錄里查無下落,這幾件不是邊角料,里頭有明清名家精品,是“虛齋”系統的一塊關鍵骨架。
龐家提出徹查,問去向,調查推進得很難,館方給的說法多是“年代久遠、檔案遺失”,線索斷在柜子前,有人私下講起當年的接收管理不夠規范,交接環節可能出過紕漏,手上沒有完整的鏈路可供核對,細節沒法一一印證,這一句“無從考證”,成了龐家這67年里最堵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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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開始捐的是信任和擔當,盼的是公開和妥當,落在今天成了手續未清、藏品失蹤,每次溝通像撞在棉團上,聲音散了,人也累了,家里老人翻看那份舊清單,邊角磨白,心里的賬始終合不上。
參與捐贈的后人回憶起1961年那次交接,接收流程確實不夠嚴謹,沒有逐件核清,也沒讓捐贈方在詳細清單上逐頁簽字確認,簡單清點后就出了那份有誤差的公函,事發后指望鄭山尊出來協調,結果事情見了風頭,他的身影也慢慢淡出,這一道溝通的橋,在關鍵時刻沒起作用。
南博這邊也不是完全沒有動作,做過幾次核查,1985年的一份回復里承認當年公函統計有誤,認可捐贈137套這個事實,涉及那5件,仍舊“無法追溯去向”,至于補全清冊,給出的表述是“歷史遺留問題復雜”,進度停在紙面上。
龐家的委屈,不只在物,更多在信任被辜負之后的那種無力,他們從沒提出要索回捐品,開口要的是清晰的說法,讓先人的心血有明確歸屬,讓捐贈在檔案里有據可查,該有的署名與致謝寫在冊上,這個要求不高,卻走了半個多世紀還不算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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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內有人做過梳理,建國初年民間捐贈密集,管理制度還在成型階段,很多館里的藏品入庫、卡片建檔、出入復核都不夠細致,爭議由此積累,龐家與南博這一次,像是那個時代的縮影,面對這類歷史問題,辦法不在推諉,落在四個字上更穩,“尊重歷史、實事求是”,把能核的核完,把能補的補齊,讓捐贈者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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