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清廷發布最高通緝令,此人逃亡歐洲歸來竟成報業鼻祖,卻在日記里用四十年記錄尋花問柳,硬是把風月場逛成了晚清底層社會的田野調查現場。
1862年,咸豐皇帝剛走沒多久,一道加急密令就把上海租界炸開了鍋。
罪名聽著都嚇人——“通賊”。
這事兒鬧得有多大?
據說連曾國藩的幕僚都驚得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因為誰也沒想到,這個平日里只知道跟洋傳教士翻譯《圣經》的“二毛子”,居然膽大包天,化名“黃畹”給太平天國的忠王李秀成寫了封信,手把手教長毛賊怎么攻打大清的主力軍。
要不是逃得快,躲進了英國領事館,這顆腦袋怕是早就掛在城墻上了。
但這事兒吧,越琢磨越覺得有意思。
你說王韜他是造反派吧,他又不想當長毛;你說他是保皇派吧,他又給反賊出謀劃策。
其實,這哥們就是當時典型被“擠”出來的人。
十七歲就中了秀才,本以為能走科舉大道,結果連考幾次都名落孫山,連個舉人都沒混上。
家里窮得叮當響,為了吃飯,只能跑到上海給英國人打工。
那種滋味不好受啊。
在傳統的儒家圈子里,他是個“棄子”;在洋人的墨海書館里,他就是個高級打字員。
他在白天試圖把西方的上帝引渡到中國,到了晚上卻只能在秦淮遺韻里尋找失落的自己。
白天,他和理雅各、麥都思這些大鼻子的傳教士坐在一起,字斟句酌地翻譯《新約》,還得忍受洋老板的傲慢;到了晚上,他換上長衫,一頭鉆進上海灘燈紅酒綠的里弄,在那些紅塵女子的溫言軟語里找回一點做男人的尊嚴。
可你要是覺得他就是個純粹的色鬼,那可就太小看這位“長毛狀元”了。
翻開他那本被后人議論紛紛的《蘅華館日記》,你會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這哥們逛窯子,居然逛出了學術研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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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光是去尋歡作樂,更像是在做社會調查。
別的嫖客進門是脫衣服,他進門是掏筆桿子。
他會詳細詢問這些女孩子的身世:是哪里人?
為什么干這一行?
家里還有誰?
欠了老鴇多少錢?
簡直就是個查戶口的。
根據他留下的記錄,我們才知道,當時的上海風塵女子多半來自蘇州、杭州,年齡集中在16到25歲,大部分是因為家道中落或者被爛賭的父兄給賣了。
更有意思的是,王韜連這行的“商業模式”都摸得門兒清。
他像個會計一樣,把“點燈”、“打茶圍”、“梳攏”、“包月”的費用記得清清楚楚。
甚至連妓女們攢了錢怎么投資房產、怎么放高利貸生息這些“行業機密”,都被他挖了出來。
這哪里是逛窯子,分明就是晚清版的社會學田野調查。
這種把風月場當實驗室的做法,在那個年代簡直是獨一份。
后來因為那封“通賊”的信,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他只能流亡香港,這一跑反而因禍得福。
他跟著理雅各去了趟歐洲,這一去就是三年。
他參觀了大英博物館,看了玻璃廠流水線,甚至還跑到牛津大學去演講。
那種沖擊是毀滅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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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看到西方的火車輪船滿地跑,再回頭看看大清國還在裹小腳、抽鴉片,心里的那座“天朝上國”的大廈,瞬間就崩塌了。
1874年,浪了一圈回來的王韜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
這時候的他,已經是個不折不扣的“六邊形戰士”了:既懂國學,又通西學;既是風月場的老手,又是政論界的頂流。
說起來挺諷刺的,當時多少道貌岸然的理學大師,滿口仁義道德,背地里男盜女娼;而王韜呢,他把自己的欲望赤裸裸地寫在紙上,不遮不掩,反而在大是大非面前看得比誰都準。
他用最世俗的生活方式對抗著禮教的虛偽,又用最超前的政治眼光審視著帝國的黃昏。
我們現在看王韜,別老盯著他的褲腰帶不放。
在那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里,舊的道德體系早就爛透了,新的還沒建立起來,大家都在摸著石頭過河。
王韜是用一種近乎自毀的方式,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圣人與浪子之間,活出了一個真實的人樣。
所謂的歷史先驅,往往是在泥潭中掙扎得最劇烈、濺起泥點最多的那一群人。
他的日記,扒下了晚清士大夫最后的一層遮羞布,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最真實的痛感。
1897年5月,王韜在上海病逝,終年69歲。
他留下的那堆日記,后來被整理出版,書名起得挺雅致,但翻開里面的內容,每一頁都寫滿了那個時代的荒唐與無奈。
參考資料:
王韜,《蘅華館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張海林,《王韜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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