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思想家王韜：尋花問柳40年，體驗上百名妓后寫下大尺度日記

1862年清廷發布最高通緝令，此人逃亡歐洲歸來竟成報業鼻祖，卻在日記里用四十年記錄尋花問柳，硬是把風月場逛成了晚清底層社會的田野調查現場。

1862年，咸豐皇帝剛走沒多久，一道加急密令就把上海租界炸開了鍋。

罪名聽著都嚇人——“通賊”。

這事兒鬧得有多大？

據說連曾國藩的幕僚都驚得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因為誰也沒想到，這個平日里只知道跟洋傳教士翻譯《圣經》的“二毛子”，居然膽大包天，化名“黃畹”給太平天國的忠王李秀成寫了封信，手把手教長毛賊怎么攻打大清的主力軍。

要不是逃得快，躲進了英國領事館，這顆腦袋怕是早就掛在城墻上了。

但這事兒吧，越琢磨越覺得有意思。

你說王韜他是造反派吧，他又不想當長毛；你說他是保皇派吧，他又給反賊出謀劃策。

其實，這哥們就是當時典型被“擠”出來的人。

十七歲就中了秀才，本以為能走科舉大道，結果連考幾次都名落孫山，連個舉人都沒混上。

家里窮得叮當響，為了吃飯，只能跑到上海給英國人打工。

那種滋味不好受啊。

在傳統的儒家圈子里，他是個“棄子”；在洋人的墨海書館里，他就是個高級打字員。

他在白天試圖把西方的上帝引渡到中國，到了晚上卻只能在秦淮遺韻里尋找失落的自己。

白天，他和理雅各、麥都思這些大鼻子的傳教士坐在一起，字斟句酌地翻譯《新約》，還得忍受洋老板的傲慢；到了晚上，他換上長衫，一頭鉆進上海灘燈紅酒綠的里弄，在那些紅塵女子的溫言軟語里找回一點做男人的尊嚴。

可你要是覺得他就是個純粹的色鬼，那可就太小看這位“長毛狀元”了。

翻開他那本被后人議論紛紛的《蘅華館日記》，你會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這哥們逛窯子，居然逛出了學術研究的味道。

他不光是去尋歡作樂，更像是在做社會調查。

別的嫖客進門是脫衣服，他進門是掏筆桿子。

他會詳細詢問這些女孩子的身世：是哪里人？

為什么干這一行？

家里還有誰？

欠了老鴇多少錢？

簡直就是個查戶口的。

根據他留下的記錄，我們才知道，當時的上海風塵女子多半來自蘇州、杭州，年齡集中在16到25歲，大部分是因為家道中落或者被爛賭的父兄給賣了。

更有意思的是，王韜連這行的“商業模式”都摸得門兒清。

他像個會計一樣，把“點燈”、“打茶圍”、“梳攏”、“包月”的費用記得清清楚楚。

甚至連妓女們攢了錢怎么投資房產、怎么放高利貸生息這些“行業機密”，都被他挖了出來。

這哪里是逛窯子，分明就是晚清版的社會學田野調查。

這種把風月場當實驗室的做法，在那個年代簡直是獨一份。

后來因為那封“通賊”的信，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他只能流亡香港，這一跑反而因禍得福。

他跟著理雅各去了趟歐洲，這一去就是三年。

他參觀了大英博物館，看了玻璃廠流水線，甚至還跑到牛津大學去演講。

那種沖擊是毀滅性的。

當他看到西方的火車輪船滿地跑，再回頭看看大清國還在裹小腳、抽鴉片，心里的那座“天朝上國”的大廈，瞬間就崩塌了。

1874年，浪了一圈回來的王韜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

這時候的他，已經是個不折不扣的“六邊形戰士”了：既懂國學，又通西學；既是風月場的老手，又是政論界的頂流。

說起來挺諷刺的，當時多少道貌岸然的理學大師，滿口仁義道德，背地里男盜女娼；而王韜呢，他把自己的欲望赤裸裸地寫在紙上，不遮不掩，反而在大是大非面前看得比誰都準。

他用最世俗的生活方式對抗著禮教的虛偽，又用最超前的政治眼光審視著帝國的黃昏。

我們現在看王韜，別老盯著他的褲腰帶不放。

在那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里，舊的道德體系早就爛透了，新的還沒建立起來，大家都在摸著石頭過河。

王韜是用一種近乎自毀的方式，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圣人與浪子之間，活出了一個真實的人樣。

所謂的歷史先驅，往往是在泥潭中掙扎得最劇烈、濺起泥點最多的那一群人。

他的日記，扒下了晚清士大夫最后的一層遮羞布，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最真實的痛感。

1897年5月，王韜在上海病逝，終年69歲。

他留下的那堆日記，后來被整理出版，書名起得挺雅致，但翻開里面的內容，每一頁都寫滿了那個時代的荒唐與無奈。

參考資料：

王韜，《蘅華館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張海林，《王韜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