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息超軍費！美國破防：1.2萬億債務利息，成國防頭號威脅？

當一個國家的利息超過了經費開支，成為財政頭號負擔的時候，西方國家的安全盾牌正在債務泥潭當中悄然地生銹了。

12月18號，英國的《每日電訊報》就刊發了評論文章，稱一種潛伏在歐洲社會中的微妙且致命的毒藥，這正在使得西方屈膝下跪。

2025年的第三季度，全球金融市場一起見證了一個歷史性的時刻：那就是美國政府支付的國債利息，已經正式的超過了他們全球第一的國防預算了。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發出了最新的警告，到2029年，全球公共債務規模會突破全球GDP的100%，這一個數據將會達到194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了。

這其實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橋水基金創始人達里歐在2025年新著的《國家為什么破產：大周期》中就尖銳的指出了，美國的國債已經陷入到了大債務周期中，美國一年的利息支出，已經是占據了政府總支出的約14%左右，這樣的一個惡性循環正在把國家拖入到死亡的漩渦當中。

歷史根源：凱恩斯主義的“選擇性執行”

西方的債務危機它并不是說是一夜形成的，而是半個世紀以來，一種選擇性凱恩斯主義積累的惡果。

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發達國家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在2024年已經接近116%了，要知道這可是1985年以來的最高點了。

這樣一個飆升的趨勢，是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當時多數的OECD國家已經開始出現了持續的財政赤字。

政治經濟學研究更是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問題：那就是西方國家在經濟衰退的時候，慷慨的采用了財政擴張的政策，卻在繁榮時候，沒有能夠創造財政盈余來平衡他們的預算。

西方的這一種“半吊子的凱恩斯主義”，本質上其實就是政治便利壓倒了經濟理性的產物而已。

2008年金融危機是一個轉折點，根據國信證券的分析，歐債危機其實它就是全球金融危機的余波。

政府為了救助銀行行業和刺激國家經濟，歐洲各國政府的債務是急劇的增加。

愛爾蘭和西班牙的房地產泡沫破裂，就直接導致了銀行體系崩潰，政府也是被迫去接盤的，債務的負擔可以說是雪上加霜。

貨幣寬松環境其實是掩蓋了問題的嚴重性，在長達10多年的零利率時代，讓各國的政府已經產生了一種借錢幾乎免費的幻覺，但是它們忽視了債務規模本身就有著很大的危險性。

政治體制癥結：民主制度的“財政幻覺”與僵局

西方政治體制在內的缺陷，也使得他們在債務問題上，已經陷入一種能借不能還的治理問題中。

公共選擇學派早就做出了警告，在民主制度下，選民是很容易產生財政幻覺的，也高估了政府當前支出的好處，更是低估了未來稅收的負擔。

當然，這些政客為了去迎合這些選民，競相的承諾要增加福利支出，但是又不提及加稅的問題，這也直接的導致了財政赤字成為了唯一可行的政治選擇。

法國的困境是很具有代表性的，2025年法國的公共債務占GDP比重已經提升到114%了，每年僅僅只是債務利息的支出，就已經高達670億歐元，成為了財政的第三大負擔。

當歐洲嘗試要削減財政赤字的時候，那么就出現了“封鎖法國”的全國性騷亂的爆發。

美國可以說是是把政治僵局推向了極致，2025年出現了長達43天的政府停擺，創下了歷史記錄，直接的原因就是兩黨在債務上限問題的博弈。

這一種債務管理政治化，也使得美國的財政陷入到了 “公地悲劇”中，各方都為了短期的利益，都在透支國家的信用。

更加危險的就是，美國面臨的 “三元悖論”問題：美國根本就沒有辦法同時實現政策刺激，通脹可控和債務可持續的三個大目標。

財政擴張和貨幣緊縮是直接的沖突，已經形成了從高利率到高債務，再到更高利率的惡性循環了。

全球傳導效應：美元霸權下的風險全球化

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發行國家，它們的債務危機正在通過美元和美債的循環體系，不斷的向全球輸出風險。

國際清算銀行的估算，美國的利率每上升1%，那些發展中國家的償債成本就會增加250億美元，這一種風險在分配上其實是一些金融強國把自身的風險給外部化，全球化的一個過程。

在2025年的全球金融市場上，已經出現了四個傳導路徑：

一是債券市場出現了震蕩，法國30年期的國債收益率已經觸及了16年來的高點，英國也逼近了27年高點的收益率，可以說每一次的上升，都會削弱市場的信心，直接會推動收益率的進一步提高，這也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二是股市板塊出現了輪動。全球的科技股就因為對長期資本的成本敏感，表現出了疲軟的情況，銀行板塊卻因為利率的上升，利潤增長而反超了。

三是貨幣市場還出現了波動，有財政困境國家的貨幣是特別脆弱的，投資者在做空英鎊，加元空頭頭寸升到了5個月的峰值。

四是資本跨境也出現了流動，日本的投資者持有超過3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如果說國內的利率上升的話，會引發資本的回流，這是會直接沖擊到全球資產價格的。

核心矛盾：債務如何掏空西方安全基石

其實債務危機的危險就在于，它會系統性地侵蝕了西方應對外部挑戰的能力。

2025年美國國債利息支出預計達到了1.2萬億美元，而美國的國防預算是8740億美元。這可意味著美國支出1美元的軍費，就要先支出1.37美元的利息。

美國的這一種利息優先于安全的財政結構，已經導致華盛頓在面對俄羅斯等外部威脅的時候，出現了選擇性耳聾的情況。

歐洲的情況和美國同樣的嚴峻，法國為了支付債務的利息，不得不考慮減少公共假日，壓縮醫保上的支出，當社會福利和債務利息去爭奪有限的財政資源時，想要增加國防開支，在政治上就變得幾乎不可能了。

IMF的報告是一針見血的指出，發達經濟體存在著約31%的財政支出效率差距，就是實際成果跟可實現最佳成果之間的差距。

這就意味著即使說維持了高額的支出，西方國家的國防和安全效能，也會因為財政僵化和管理低效和大打折扣。

未來出路與系統性風險

歷史的經驗已經表明，解決公共債務危機通常是有五種路徑：包括有競爭性貶值，高通脹，債務重組，外部救助，財政收縮。

然而對于西方國家來講，每一條路可以說都布滿了荊棘。

財政緊縮必然會遭到民眾強烈的反彈，債務重組將會動搖美元霸權的根基，高通脹正在侵蝕著中產階級的資產，而外部救助對于美歐大國來講，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最有可能的選擇就是“高通脹+競爭性貶值” 的組合，本質上就是向全球轉嫁債務負擔，以犧牲法幣信用和全球金融穩定為代價。

這正是美國可能會采取的策略：那就是要促使美元貶值，降低債務的負擔，同時對外國加征高額的關稅來補充收入。

這一個路徑的危險就在于它可能會引發全球去美元化加速，截止到2025年，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份額已經是從峰值下降，一旦說各國大規模的減持美債的話，將會推高美國融資的成本，這也會形成新的惡性循環。

更深遠的影響就在于價值觀上的影響，當西方沒有辦法通過經濟增長和財政健康來維持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安全承諾的時候，他們所倡導的自由民主模式將會失去說服力，債務問題會由此從經濟領域滲透到意識形態競爭的核心上。

國際評級機構范圍評級公司已經把美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從AA下調到AA-，理由就是公共財政持續惡化跟治理標準下滑，同時穆迪也把法國的評級展望下調到了負面。

這僅僅還只是一個開始，隨著2025年約有9.2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到期，占據著聯邦債務總額的25.4%，在融資壓力將會推動債務規模繼續的攀升。

西方領導人或許可以把選舉中的失敗歸咎于外部的威脅，但是財政部冰冷的數字是不會說謊的：因為真正的危機不是來自邊境之外，而是來自預算的報表當中。

當下一代人不得不為今天的揮霍支付利息，而不是投資未來時，歷史將會如何評判這一個時代的選擇呢？對于美國和西方的債務情況，你有什么看法？歡迎在評論區交流。

（本文數據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財政監測報告》、經合組織2025年全球債務報告、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報告、各國財政部公開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