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毛主席得知譚啟龍處境后，對周總理：要讓他很快出來工作嘛

1953年12月27日晚，杭州的西子湖畔起了微風。毛主席結束華東考察，步入省委大院，身邊的接待干部正是時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的譚啟龍。燈影之下，主席拍拍他的肩膀：“放牛娃，當上省委書記啦！”一句話拉近了距離，也把兩人關系暫時定格在“老鄉”與“長者”的溫度里。此后十七年，二人難得謀面，卻始終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注。

往前追溯，譚啟龍第一次與毛主席面對面，時間是1933年夏天，地點在瑞金八縣貧農代表會議。彼時的譚啟龍不過二十出頭，身份是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部巡視員。主席打量他：“你是永新人？那咱們算半個同鄉。”對話簡短，情誼卻深。會后，毛主席親自記下：“放牛娃，雇農出身，可堪大用。”這份批注在中央蘇區干部名單里保存多年，后來多次被工作人員翻閱，成為毛主席關注基層骨干的一個注腳。

譚啟龍的“放牛娃”稱呼并非浪得虛名。1913年1月，他出生于江西永新，一歲一災。六歲喪父，十歲喪母，十四歲扔掉牛鞭參加永新共產兒童團。摸爬滾打三年，他升任湘贛省少先隊總隊長。紅小鬼的歷練讓他極熟悉鄉村脈搏，也養成了沉穩性格。有人評價：“這小伙子開口不多，動手不少，肯吃苦。”

1934年5月，主力開始長征，譚啟龍奉命留在湘鄂贛邊堅持游擊。這一堅守就是十年。抗戰爆發后，他轉戰江浙皖魯，組織地方抗日武裝，土槍土炮，硬是把日軍翻譯口中的“散兵游勇”帶成了成體系的支隊。新中國成立前夕，他隨華東野戰軍南下一路打到杭州，隨后接任浙江省委一把手。在地方建設的開局期，譚啟龍基本把“調查研究”四個字刻在案頭：有時拄根竹杖，戴一頂破氈帽，轉山轉水察看農情，基層干部都戲稱他“行走的土政策庫”。

然而“文化大革命”風暴席卷，全國多數老干部的軌跡被打亂。譚啟龍也未能幸免，1966年后被隔離審查，一度住在偏僻招待所里寫情況說明。外界流言紛紜，最嚴重的說他“不能再用”。正值低谷，一紙通知突然從北京飛來——1970年“五一”前夕，中央要求譚啟龍參加首都慶祝大會。

那天，北京城陽光熾烈，天安門城樓人聲鼎沸。周總理在人群里一眼認出譚啟龍，招手示意：“走，去見主席。”休息室內，毛主席放下手中的文件：“放牛娃，好久不見，還好嗎？”譚啟龍立正回答：“主席關心，一切尚可。”短暫寒暄后，主席簡單詢問近況，又問：“工作安排了沒有？”得到“暫未安排”的回答，他轉頭對周總理說了那句后來廣為流傳的話：“他的情況我清楚，要讓他很快出來工作嘛！”語氣平和，卻不容置疑。

六周后，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周總理找來譚啟龍談具體去向。“山東、福建、山西、河南四省都遞了條子。”總理攤開一頁紙，笑著補充，“主席同意你去福建，韓先楚急需幫手，你看？”譚啟龍答：“完全服從中央。”

1970年夏，譚啟龍抵達福州。初到之時，福建正面臨恢復生產與軍政并重的難題。譚啟龍給自己立了“三條規矩”：先學政策，再聽民意，少說話多辦事。為摸準農村集體經濟狀況，他頂著臺風去寧德、山地小縣住夜訪戶。臺風夜里，木屋屋頂被刮起，同行秘書喊了聲“快撤”，他回了句：“先把帳對完。”第二天一早，他遞給縣委書記一張草稿紙，密密麻麻寫滿供銷問題。當地老農私下議論：“這書記像紅軍里走出來的。”

1972年4月1日，中央緊急電調譚啟龍回京，再度轉任浙江。兩年換崗，有人認為是折騰，譚啟龍卻認定是組織需要。離開福州前，他特地在省委會議上交代三個具體項目：山區交通、對臺漁業、閩東林業改革。后來福建干部總結，當時遺留項目順利落地，與譚啟龍的“交班清單”分不開。

之后數年，譚啟龍先后赴山東、青海、四川穩盤經濟與安置知青。1976年9月9日凌晨，他正查閱四川糧食報表，突然接到北京急電：“主席病重。”當天夜里，壞消息傳來，這位一生被毛主席稱作“放牛娃”的開國老干部靜立窗前許久，說出的只有一句：“革命隊伍少了主心骨。”

改革開放啟動后，譚啟龍仍保持調研習慣。1986年鄧小平南下四川考察，特地到院子里看望他，問：“打算安在哪兒？”他說“山東吧，濕氣小。”鄧公當場允諾，并送下四個字——“求真務實”。幾十年革命路，譚啟龍始終把這四個字與毛主席當年“要得”二字并列當作座右銘。

2003年，譚啟龍逝世。遺體告別那天，濟南細雨，老百姓自發排起長隊。有人感慨：“這是不喊口號的送別。”在許多干部眼里，他一生的高光既不在職務，也不在頭銜，而是1970年天安門城樓那句“要讓他很快出來工作嘛”。短短十三字，體現的是信任，也是對老一輩革命家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