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漢生退下來后任中央愛衛會主任，專程找余秋里詢問：這是做啥的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北京玉泉山會議室燈光通明。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討論到大軍區領導班子調整時，六十三歲的廖漢生放下文件，語氣平靜卻堅定：“讓我退下來吧，劉振華更合適。”會場短暫靜默，這一句話為他的軍旅生涯畫上句號，也開啟了另一段并不輕松的任務。

此前兩年，廖漢生在沈陽軍區擔任第一政委。到任第一天，他給機關下了“三條禁令”，不設宴、不看片、不住賓館。此舉看似瑣碎，卻迅速贏得部隊信任。接著，他把焦點對準“干部子女特殊化”。調查結束，他在常委會上拋出一句重話：“誰管不好子女，就交給組織管。”會議紀要雪片般飛向團、師、軍各級，幾個月后，沈陽軍區清退、轉業和復員人員的數字列成長表，許多官兵反映心里那股憋悶勁兒終于散了。

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是當時的中央用人方向。廖漢生在沈陽大膽破格提拔，團長、政委平均年齡降至三十七歲，軍區黨委把一千多名老同志安排到顧問、巡視員崗位。有人感慨：“換血痛一點，拖著更痛。”這些調整，為后續的精簡整編做了鋪墊。

然而，精簡帶來的并不全是掌聲。個別老戰友勸他：“再干兩年也不晚。”廖漢生卻回答得爽快：“年紀在那兒，還是讓年輕人挑擔子。”未及深談，他已打點行囊，按軍委安排搬進京西賓館，等待新的去向。

一九八三年四月初，余秋里登門拜訪，開門見山：“組織考慮，請你任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廖漢生愣住：“這是做啥的？”短短八個字，道盡一個老將軍對陌生崗位的疑惑。余秋里耐心說明：抗美援朝時，美軍投放細菌，黨中央號召舉國“除四害、講衛生”，于是設愛衛會統籌。現在城鄉環境問題多，需要有人再把這桿大旗扛起來。

聽罷，廖漢生點頭：“行，那就干。”雖未顯山露水，決定卻極干脆。五月，他正式就任，首先翻閱歷年愛衛工作檔案，隨后帶隊南下云南、貴州。山區水源雜、寄生蟲病多，鄉親們直言：“不怕吃苦，就怕喝臟水。”這句質樸的話讓他記在隨身筆記本上。

返京后，他寫了份一萬多字的調研報告，核心訴求只有一句：農村改水，刻不容緩。文件送到國務院辦公廳，很快被擺上常委桌。會后批示明確：“一九九零年，八成農村人口喝上安全水。”廖漢生看著這行字，難得露出笑意，當天就把小組成員召回辦公室，連夜商量資金、設備和技術方案。

推廣之難，遠超預想。部分地方財政拮據，抽水站建成后缺人管護；也有干部圖省事，工程一驗收便撂荒。廖漢生跑了二十多個省區，反復強調“工程壽命不低于二十年”的硬指標。有人問他：“非得這么嚴？”他抬起手砸了砸桌面：“百姓喝水的事，哪能糊弄？”

愛衛會五年，最大的動作除了農村改水，還包括城市垃圾無害化和蚊蠅密度監測。技術問題他不擅長，就請清華、同濟的專家進組，自己專管落實。一次專家會議結束，已近午夜，他仍端著茶杯記錄，旁人提醒休息，他只是擺手，連句客套都沒說。

一九八八年春，愛衛會換屆，新主任人選已定。交接儀式上，工作人員按慣例準備鮮花。他低聲說：“花就免了，給我一份最新的農村水質檢測報告。”場面略顯尷尬，卻最符合他的行事風格：務實、直接、不求排場。

卸任之后，他仍保持與愛衛系統的聯系。貴州銅仁一處小型水站設備老化，他聞訊后同地方主管部門電話溝通，叮囑務必在汛期前完成檢修。電話那頭有人笑稱他是“告老不休的老政委”。他淡淡回應：“喝水這事兒，耽誤不得。”

從主政大軍區到執掌愛衛委，跨度看似巨大，邏輯卻一以貫之：紀律、自省、行動。廖漢生在軍中整風，用紀律打破人情；在地方治污，用制度保證長效。不同戰線，相同思路——把問題挑出來，把責任壓下去，把目標訂上去。

他不善言辭，留下的故事因此顯得干脆。會議上一句“誰管不了子女，交我管”；調研時一句“百姓喝水，不能糊弄”；臨別時一句“花就免了”。言簡，卻字字擲地。或許，這正是老一代革命軍人身上的氣質：職位可變，原則不讓。

廖漢生之后，中國愛國衛生運動繼續向社區、學校滲透，改水、改廁、垃圾分類等項目形成常態機制。九十年代中期，世衛組織資料顯示，中國農村安全飲水覆蓋率較一九八三年提高了四十多個百分點，其中云南、貴州進步幅度最大。行業內公認，那份一萬字報告功不可沒。

對外，他是愛衛會主任；對內，他還是那個會在常委會上拍板、在基層連隊蹲點的“廖政委”。角色不同，風格未改，留下的，除了數字，還有若干操作標準和工作作風，成為后來者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