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拍賣行的玻璃柜里,那幅明代仇英的《江南春》圖卷靜靜地躺著,估價8800萬。燈光下,絹絲泛著微妙的舊光,像是藏著話沒說。誰也沒注意到,標簽角落“虛齋舊藏”四個字已經褪成淡影。直到一位老人顫巍巍翻開圖錄,手指停在編號那一欄——1959年龐家捐贈清冊上的數字,跟眼前的拍品編碼,一個不差。那一刻,時間倒流了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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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五幅畫的失蹤,并不是一夜之間的事。早在1990年代,南京博物院就悄悄處理了一批“偽作”,其中就包括龐家這幾件。可問題是,當時的處置根本沒有通知家屬,連流轉記錄都像是被人有意抹去。法院后來調出來的1964年鑒定文件,滿紙馬賽克,關鍵段落被墨水涂得嚴嚴實實。而就在三年前,2015年“虛齋名畫合璧展”的圖錄上,這些畫還明明白白寫著“流傳有序真跡”。怎么一轉眼就成了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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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人心里打鼓的是那些細節。2019年拍出的一本宋代冊頁,名義上是“海外回流”,可它的裝裱方式,跟南京博物院1950年代的修復手法完全對得上號。2023年又冒出來一套清代十二條屏,尺寸跟1962年清冊里的記錄,只差0.3厘米。這還能說是巧合?涉事拍賣行近五年“南博系”文物的出現頻率,高得離譜,像是有人在按劇本往外遞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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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這一切,得回到1961年。那時張珩、韓慎先這些頂級專家看過龐家捐贈,結論是真跡無疑。可三年后,王敦化帶隊二次鑒定,風向突變,一批畫被打入冷宮。背后的理由,現在看不到了——字跡被涂,邏輯斷鏈。而我國《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第十三條只要求“組織專家論證”,不像大英博物館那樣,必須科技檢測加三年公示期。程序上的寬口子,讓“剔除贗品”成了個黑箱操作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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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叔令在法庭上拿出了兩份文件。一份是1953年鄭振鐸親筆寫的信,說《江南春》是“非要不可”的國寶;另一份是南京博物院2024年發的函,斬釘截鐵說這是偽作。同一件東西,隔了七十一年,身份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你說這是學術進步?可技術比對顯示,畫上“吳門畫派”的筆意、皴法、絹本老化程度,全都跟當初捐贈檔案里描述的對得上。
全國重點博物館這些年注銷的“問題藏品”里,23%的流轉路徑檔案缺失。這不是個別現象。當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每年公布注銷清單時,我們的很多處置卻像沉進了泥潭,撈都撈不起來。那套“專家說了算”的機制,在缺乏監督的情況下,到底能撐多久?
蘇州顏家巷26號的老宅門樓下,那塊控制保護建筑的銘牌早就銹得看不清字了。嘉慶年間的磚雕也斑駁了。就像那些藏在庫房深處、再沒見光的畫一樣,它們不說話,但都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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