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史沫特萊臨終留朱德巨額遺產，她去世后葬入八寶山

1950年5月6日，倫敦的天氣陰沉得讓人喘不過氣。

在一家醫院的手術臺上，一位58歲的美國女作家停止了呼吸。

按理說，一個美國人在冷戰鐵幕剛剛落下的敏感時期去世，頂多也就是報紙角落里的一則豆腐塊新聞，過兩天就沒人記得了。

可誰也沒想到，當律師把她的遺囑公之于眾時，整個西方情報機構和外交界簡直像是被雷劈了一樣，甚至感到一種被打臉的火辣辣的刺痛。

她在遺囑里寫的太清處了：如果手術失敗，我的所有遺產——包括那少的可憐的稿費和私人物品，全部交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由他全權處理。

大家聽聽，這是一個什么概念？

在那個麥卡錫主義像瘋狗一樣到處咬人、中美關系降至冰點的年代，一個美國公民，竟然把自己的身后事托付給了中國的“紅軍之父”。

這哪里是跨國友誼，這簡直就是一種信仰上的“托孤”。

這個人，就是被朱德親切稱為“中國人民之友”的艾格妮絲·史沫特萊。

很多朋友可能只聽說過她寫過《偉大的道路》，但今天我想跟大伙聊聊那些藏在檔案縫隙里的事兒。

我想知道，一個美國女人，究竟在延安看到了什么，才讓她在臨死前，寧愿背叛自己的國籍偏見，也要擁抱那個新生的紅色中國？

咱們把時鐘往回撥，定格在1937年初。

那是個細雨蒙蒙的傍晚，一輛掛著厚簾子的馬車晃晃悠悠進了延安城。

車上坐著兩個人，一個是咱們熟知的大作家丁玲，另一個就是史沫特萊。

史沫特萊來之前，腦補了一路。

她是個資深記者，在上海就聽過無數關于“朱毛”紅軍的傳說。

在她的想象里，統領千軍萬馬的朱德，應該是個什么樣的人？

哪怕不是三頭六臂，至少也得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甚至可能有點“軍閥范兒”的霸氣吧？

結果，見面第一眼，史沫特萊差點沒敢認。

站在她面前的，是一個穿著灰藍色舊棉襖的小老頭。

鬢角花白，臉上全是長征留下的風霜溝壑，要是把他往陜北老農堆里一放，估計拿著放大鏡都找不出來。

但就是這個“老農”，當他抬起頭，那雙略帶褐色的眼睛里透出的溫和與深邃，一下子就擊中了史沫特萊。

沒有警衛森嚴的排場，沒有官腔官調的寒暄。

真正的威信從來不是靠官架子撐起來的，而是靠那種把千軍萬馬藏在心里的靜氣。

這種巨大的“反差萌”，讓史沫特萊當場就做了一個決定：我要給這個人寫傳記！

我要讓全世界知道，真正的中國共產黨將領到底是什么樣的。

那時候的延安，條件苦的掉渣，但人的精神頭是真足。

朱德居然答應了這個美國女記者的請求。

于是，在延安的窯洞里，出現了一幕非常有意思的畫面：每周都有兩三個晚上，油燈下坐著兩個人，雖然語言不通，但聊的熱火朝天。

很多人不知道，朱德早年留學德國，德語底子相當不錯。

我剛才查了一下資料，那時候丁玲有時候也在旁邊幫忙。

史沫特萊原本以為，像朱德這樣的大人物，肯定得端著。

結果她發現，這位總司令在抗大講課時，下面坐著戰士；下了課，他就脫了外套跟戰士們打籃球。

說實話，朱老總那球技真算不上精湛，投籃準頭也一般，但他那個樂呵勁兒，那個和士兵不分彼此的氛圍，讓史沫特萊看懂了一件事。

為什么這支軍隊能從瑞金走到延安？

因為他們的官，不像官；他們的兵，把官當親人。

這種發自內心的震撼，讓史沫特萊做了一件當時看來很“沖動”的事。

1937年4月，她居然跑去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

雖然最后被婉拒了——當時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跟她掏心窩子說，你作為著名的外國記者，留在黨外，那支筆的力量比黨內更大。

史沫特萊雖然遺憾，但也懂了這份良苦用心：組織不是排外，是真把她當成了那個能向世界發聲的“擴音器”。

如果說延安的日子是“蜜月期”，那1937年夏末抗戰全面爆發后，就是真正的“生死考驗”。

朱德要率部出征了。

這時候，擺在史沫特萊面前有兩條路：要么舒舒服服留在后方整理資料，要么跟著部隊去吃土。

她特意去問了毛澤東。

毛主席就說了一句話：“這次戰爭的歷史意義非同尋常。”

史沫特萊二話沒說：走，上前線！

可是老天爺好像故意考驗她。

就在出發前夕，她從馬背上重重摔了下來，背部嚴重受傷。

這要是換個嬌氣的外國記者，估計早就回國養傷了。

她被送去西安教會醫院，醫生按著她說必須靜養。

結果呢？

才躺了一個多月，背還疼著，她就偷摸跑了，一路顛簸去找八路軍總部。

到了總部，朱德和任弼時一看她那病懨懨的樣子，都勸她別鬧了，前線不是開玩笑的。

但史沫特萊那股子倔勁兒上來了，軟磨硬泡，最后朱老總沒辦法，只能同意她隨軍，但必須跟大部隊行動。

于是，在山西的五臺山、呂梁山脈里，戰士們經常能看到一個金發碧眼的外國女人。

白天，她忍著背痛翻山越嶺；晚上，就著微弱的油燈，把白天看到的那些血肉橫飛、那些老百姓把自己僅剩的口糧塞給戰士的畫面，一個個變成了鉛字。

她不是在寫新聞，她是在用命記錄歷史。

1938年，日軍攻勢太猛，為了她的安全，朱德下了死命令讓她撤回漢口。

離別那天，朱德送了她很遠。

史沫特萊哭了，她知道，這一別，可能就是永別。

回到美國后的史沫特萊，日子過得那是相當慘。

大家得知道當時的背景。

二戰一結束，美國國內的反共情緒高漲，后來更是搞起了麥卡錫主義。

史沫特萊因為在這個時期不但不罵紅軍，還到處宣揚中共抗日的功績，直接成了美國政府的眼中釘。

她被扣上了“蘇聯間諜”的帽子，經濟來源被切斷，護照被扣押，生活陷入了極度困頓。

但即使在連飯都快吃不起的時候，她心里念著的，還是那本沒寫完的《朱德傳》。

1945年，董必武去紐約開聯合國制憲會議。

史沫特萊像見到了親人一樣，托董必武給朱德帶了一封信。

直到1946年，她收到了朱德的回信和包裹。

包裹里有什么？

對于此刻身處資本主義繁華都市卻內心荒涼的史沫特萊來說，這塊粗糙的披肩，比任何奢侈品都溫暖，那是老戰友的體溫。

1949年10月1日，這一天必須得提。

當收音機里傳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時，身處困境、正準備流亡英國的史沫特萊，在狹小的房間里瘋了一樣地跳了起來。

她翻遍了口袋，用僅有的一點積蓄買了幾瓶廉價的酒，一個人對著東方，舉杯痛飲。

第二天，她給朱德寫了一封近萬字的長信。

她在信里說：“我將支持新中國直到我死的那一天。”

這不是一句空話。

她是真的做到了。

故事回到了開頭。

1950年，流亡在倫敦的史沫特萊被確診為胃癌。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她不僅立下了那份把遺產交給朱德的遺囑，還做了一個決定：她的骨灰，要回中國。

她去世的消息傳到北京，朱德悲痛欲絕。

一年后，她的骨灰被隆重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朱德親自提筆，在墓碑上刻下了那行字：“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故事還有個更感人的后續。

按照她的遺囑，朱德沒有把這筆錢挪作他用，而是全部交給了國家。

后來，這筆稿費被用來購買了當時中國最急需的國外科技書籍，送給了科研單位。

咱們現在回過頭來看，史沫特萊這一輩子，圖什么？

在美國，她被罵成叛徒；在中國，她卻找到了靈魂的歸宿。

她不是專家，也不是政客，她只是用一個記者的良知，在那個黑白顛倒的世界里，選擇站在了真理和光明這一邊。

那兩枚像章和那塊延安的披肩，或許就是她這一生最昂貴的勛章。

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年之際，北京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朱德親自出席，那是老總對這位異國戰友最后的送別。

參考資料：

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

麥金農，《史沫特萊傳》，中華書局，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