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陸海軍不和，為何還能對外發動戰爭？

美國用第二顆原子彈徹底迫使日本投降，也終結了持續數十年的日本海陸軍之爭。或許令人意外，日本海陸軍“苦大仇深”的矛盾，實則由美國人間接催生。

時間回溯至1853年7月，美國佩里特遣艦隊駛入江戶灣，也就是今天的東京灣，逼迫日本簽訂史上首個不平等條約《日美親善條約》，史稱“黑船事件”。美國以武力撬開日本國門后，歐洲列強蜂擁而至，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令實際掌權的德川幕府淪為眾矢之的。

被逼無奈的德川幕府曾效仿清朝，試圖以武力對抗歐洲列強，卻被美、英、法等國軍艦重創。慘敗后，幕府轉投法國；英國不愿日本淪為法國專屬勢力范圍，遂轉而支持曾與己沖突的薩摩藩，英國認定日本強藩實力遠勝幕府，便聯合薩摩藩打造現代化海軍，既制衡法國，又培植親英力量。

見薩摩藩因聯英勢力陡增，與之素有宿怨的長州藩等為推翻幕府，最終結成“薩長同盟”。1867年，36歲孝明天皇猝逝，其為堅定鎖國派，全力支持幕府執政，倒幕派視此為天賜良機；次年15歲的明治天皇即位，1868年1月，倒幕派發動“王政復古”政變，迫使德川幕府向明治天皇交還政權。

盡管幕府倒臺，狗皇手中卻無直屬軍隊，倒幕依賴的是長州、薩摩等強藩兵力。于是，長州藩以陸軍形態存續，薩摩藩以海軍形態存續。此后日本開啟明治維新，雖轉型為現代國家，卻未經歷徹底革命：倒幕軍隊仍與藩國深度綁定，催生怪象，日本軍隊不屬于國家，反倒更像各藩“私兵”，最終形成狗皇、內閣與軍部三方共治的畸形政治格局。

狗皇為國家元首，握最高決策權與軍權；文官內閣代行政府職能；軍部統轄軍隊，且分陸軍部（源自長州藩）與海軍部（源自薩摩藩）。本質上，日本海陸軍仍是藩閥政治的延續。這一制度埋下致命隱患：海陸軍內斗尚在其次，武裝力量手握特權且不受政府約束，惡果遲早爆發。

表面看，狗皇、內閣、軍部相互制衡，實則狗皇地位凌駕二者之上，軍部更強勢于文官內閣，內閣極度弱勢，幾近虛設。這套體系徒具現代國家外殼，內核仍是舊時代政治的翻版。

明治維新后，日本國力日盛，卻困于資源與市場匱乏，亟需對外掠奪。此后相繼打贏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躍升為地區強國。一戰期間，歐洲深陷戰火，政局穩定的日本趁機出口軍需，積累巨額財富，從債務國轉為債權國，短短35年，工業產值反超農業，躋身真正工業國，軍事實力暴漲，海軍規模躍居世界第三，僅次于英美。

此時日本經濟騰飛，上層獲利，民眾亦能安居樂業，簡言之人人有飯吃，國內勢力暫歸平靜。但這份繁榮高度依賴外部需求：一戰后歐洲復蘇，日本旋即遭反噬，1919年巴黎和會后，列強重返亞洲，奪回被占市場，同步推行貿易保護。

日本工業本缺核心競爭力，列強回歸后出口驟降逾40%，造船業更暴跌88.2%。政府應對失措，引發惡性通脹；禍不單行，1923年關東8.1級大地震摧毀東京、橫濱工業區，直接間接損失慘重。政府舉債9億美元救災，致債務激增、財政崩潰，1927年再爆金融危機。

未及喘息，1929年美國大蕭條席卷全球，迅速波及日本，成為壓垮經濟的最后一根稻草：銀行倒閉、工廠關停，失業率飆升，無數民眾食不果腹，甚至有人被迫賣女為娼，全國陷入民不聊生。

此背景下，極右翼勢力崛起，軍國主義壓過理性聲音。軍部開始與政府爭權，“對外掠奪”被視為化解國內矛盾的捷徑。1931年，日本軍方悍然制造“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

九一八事變令日本民眾狂熱，政府卻遭國際輿論痛斥，西方列強不欲日本獨霸中國，日本被迫退出國際聯盟，外交全線潰敗。首相若槻禮次郎因此下臺，犬養毅接任。

犬養毅考量國際局勢，提出“與中國共同開發東北”，即承認東北屬中國主權，允日本參與開發，試圖緩和外交壓力。但這折中方案被激進勢力扣上“賣國”帽子，犬養毅瞬間淪為“賣國賊”。1932年5月15日，11名少壯派軍官發動“五一五事變”，刺殺犬養毅、財政大臣及三井公司理事長等政要，參與者竟被部分民眾奉為“愛國志士”，法庭迫于壓力從輕發落。

經此一事，“武力恫嚇”成軍部慣用手段，其憑武力優勢逐步掌控政府。1932至1945年戰敗的13年間，日本11任首相中8人為軍人出身。但經濟未見根本好轉——許多下層出身的青年軍官目睹民生多艱，認定政府無能，急于以暴力“革新國政”，終在1936年爆發“二二六事變”。

此次皇道派軍官發動的未遂政變，讓軍部借機徹底控制內閣，日本正式法西斯化。為破局，日本只剩一條路：擴大侵略。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自此踏上不歸路。

但侵華進程遠超預期：深陷中國戰場的日本耗盡資源，走投無路下發動太平洋戰爭，最終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