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為什么印度從全球中產階級版圖中消失

Why India Fell Off the Global Middle-Class Map

2025年12月19日凌晨4:00（GMT+8）

作者：安迪·穆克吉

安迪·穆克吉是彭博觀點專欄作家，主要報道亞洲工業企業和金融服務業。此前，他曾就職于路透社、《海峽時報》和彭博新聞社。

阻礙印度全球中產階級的崛起。

圖片：Monique Jaques/Corbis/Getty Images

1980年，中國和印度在全球中產階級——既不屬于收入分配底層50%的人群，也不躋身全球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中的占比都很低。近半個世紀后，情況發生了變化，但變化的方式卻截然不同。如今，中國在較為富裕的中等收入人群中占據了相當大的份額，而印度的相對重要性似乎有所下降。

這項發現出自年度《世界不平等報告》，令人費解。畢竟，世界上僅有的兩個人口超過十億的國家，都被認為在蘇聯解體后開放經濟，并從中獲益匪淺。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印度則成為了世界的后勤中心。那么，為什么兩國人民的境遇會如此不同呢？

要解開這個謎題，首先要關注印度中產階級以外的人群。金字塔頂端是孟買馬塞勒斯投資管理公司所稱的“章魚階級”，即100萬超級富豪，他們的財富和可支配收入接近發達國家水平。這個小群體從金融市場獲得了高額回報，并通過服務彼此以及為世界各地的富裕客戶提供服務而致富，他們身兼企業高管、銀行家、律師和其他頂尖專業人士等多重身份。但金字塔底部的財富正在迅速流失，尤其是在疫情期間，8億人不得不依靠政府提供的免費糧食才能生存。這種情況至今仍然存在。

在財富和福利這兩個極端之間，存在著一個棘手的問題領域：工作和工資。

在中國和印度，農業剩余勞動力的發展模式都符合教科書式的理論：它為工業化、城市化和中產階級的形成提供了支撐。但與中國不同，中國男女青年都涌向城市，而印度則主要是男性前往城市；無地農民家庭的婦女則在磚窯和建筑工地尋找季節性工作。其余大部分人留了下來，導致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成為發展中國家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最低的國家之一。疫情之后，這一比例開始上升。但這主要是由于農業工作和個體經營的增加。而這些工作的收入并不足以維持生計。

與此同時，來到城市的印度男性所擁有的機會受到種姓制度的限制，這種基于出身的社會身份是南亞特有的。盡管近年來社會底層的向上流動性有所改善，但仍然受到嚴重限制。歷史上受歧視群體能夠受益于平權措施的政府工作崗位已變得十分稀少。與他們的父輩一樣，大多數男性勞動者仍然困于低生產率、低收入的職業中，例如保安、司機、園丁和雜工。

這些結論大多來自班加羅爾阿齊姆·普雷姆吉大學阿米特·巴索爾及其團隊撰寫的《2023年印度勞動狀況報告》（預計將于2026年發布新版）。正如經濟學家們所指出的，印度未能實現預期的勞動力從維持生計的職業向以盈利為導向的活動的轉移。四分之三的非農勞動者仍然困于非正規部門。

中產階級發展受阻或許正是這種極端不平等造成的直接后果。處于社會頂層的人們并不把熙熙攘攘的大眾視為有意義的市場，除了水電煤氣、肥皂、短視頻和個人貸款之外。與此同時，金字塔底層的人們缺乏為國內外富人生產商品所需的教育和技能。快速數字化的經濟需要年輕的國內移民從事零工——比如為10分鐘快遞送達商品。雖然這并非通往中產階級生活的跳板，但對年輕人來說，這卻是他們唯一的出路：根據《世界不平等報告》，在他們那里，多接受一年教育的回報不僅低于中國，甚至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

在全球范圍內，社會頂層的流動性受到限制。印度的商業巨頭大多是1947年以前英國殖民統治下繁榮的商業利益集團的遺留產物。他們以短期回報為導向。與中國同行積極投資技術不同，他們擴大制造業規模的唯一妙招是游說放寬勞動法——以便他們能夠爭取12小時工作制。

印度最富有的1%人群擁有全國40%的個人財富，但Z世代的億萬富翁們對經商感到厭倦。他們寧愿把財富存放在家族辦公室，也不愿創辦新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他們的祖父母曾為了獲得各種許可證而四處奔波。而如今，他們的父母只是為了爭取政府的優惠政策而互相爭斗，并與私人信貸公司討價還價以獲得再融資。

受金融寵壞、缺乏雄心壯志的精英階層，加上受教育程度低下以及種姓和性別不平等束縛的工人階級，阻礙了印度全球化中產階級的崛起。能夠彌補這一差距的社會變革遙遙無期。

本文出處：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5-12-18/why-india-fell-off-the-global-middle-class-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