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如何在古地圖上讀懂亞洲

潮新聞客戶端 記者 宋浩

2018年，從大西洋沿岸到密歇根湖邊，一個中國學者跨越1200多公里，走進了美國地理學會圖書館。

宋念申當時在美國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郡分校歷史系任教，已出版過兩本書：英文著作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劍橋大學出版社）、中文著作《發現東亞》（新星出版社）。他正著手第三本書，從沈陽西塔社區的案例研究東北亞歷史。為了親眼目睹一份珍貴的史料——朝鮮地理學家金正浩的《大東輿地圖》，暑假，他來到美國地理學會圖書館。

很快，宋念申如愿看到了這套古地圖原件，同時還想看看有沒有其他關于中國、中朝邊境的史料。“就碰到了很多很多的收藏，我都沒有見過。”宋念申覺得那些古地圖美麗而獨特，令他著迷。在館員幫助下，拍攝了很多照片。

這些照片中關于亞洲的部分，就成為他寫《制造亞洲：一部地圖上的歷史》一書最初的素材。2024年5月，該書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北貝出版。6月3日，宋念申接受了潮新聞記者采訪，此時他已回國任教于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和歷史系。

當年宋念申拍那些古地圖照片，純粹因為喜歡，“覺得挺開眼”，“非常古老的地圖，館員就拿到你面前，你可以用手翻，感覺非常好。”一年多后，宋念申決定用開設一門關于古地圖的課。

在美國上東亞歷史課，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很多學生不會中文、日文、朝鮮文。“做歷史強調用一手文獻，不能依賴已有的研究。那怎么給這幫美國學生一手資料呢？現學語言肯定來不及，我就想啟發他們，一手資料有更寬泛的定義。”除了文字，史料還有很多形式，比如地圖。

不懂中文，但可以看懂地圖啊。宋念申想起手里這批地圖資料，是不是可以圍繞“古地圖中的東亞”，給他們講講如何通過地圖來了解東亞史和東西方交流？

宋念申，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歷史系教授

“主要是想讓他們學會‘以圖讀史’的方式。最后寫論文，不需要非得寫東亞地圖，你們可以寫美國地圖、寫任何地圖，就把地圖當做史料，把這個方法利用起來。”到了期末，有學生拿了一張弗吉尼亞州早期地圖，展示了英國殖民者在河流兩岸拓殖的經歷，這就是殖民史的一種反映。

宋念申一邊教課，一邊有意識地收集古地圖。“我自己研究地圖的感受是，網上數字化的圖像再高清，也比不上用手去感受實物：它的大小、材質、印刷方式、格式、色彩。歐洲許多古地圖是銅版印刷，手工填色，每一張都不一樣。所以地圖的物質性特別強。”2021年，宋念申回國任教，他從美國帶了一批古地圖回來，在清華大學繼續開設“古地圖中的東亞”課，學生可以見識實物。

當時因為疫情，無法外出做田野，他索性把上這門課的思考寫出來，寫了兩年。那次訪問美國地理學會圖書館，成為他寫作《制造亞洲》的一個起點。治學如人生，有時候也充滿偶然性。對于宋念申來說，講課的過程就是向讀者敘述的過程，既理清思路，也把他從狹小而專門的領域中拽出來。專業學者面向大眾寫書，如何平衡專業性和通俗傳播，往往是一個挑戰。宋念申覺得，教學恰恰是“對寫作的特別好的訓練”。因此這本書也是“教學相長”的產物。

《制造亞洲》首先從哥倫布的故事講起。很多人都知道，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開啟了大航海時代，這被視作西方走向現代性的起點。

哥倫布

回到歷史語境中，宋念申在本書開頭就提醒讀者，哥倫布航海的目標，是前往“亞洲”，特別是印度和中國——那個馬可·波羅描繪的遍地黃金的國度。一路向西，抵達美洲，哥倫布以為自己到達了中國。

正是在“尋路亞洲”的驅動下，歐洲人以多種路徑“發現”了未知的世界：比如繞過非洲和印度洋，比如向西穿過大西洋環繞地球，甚至也試圖穿過北冰洋。在這個探索過程中，歐洲人才了解了非洲，誤打誤撞發現了美洲、澳大利亞、南極洲。因此，“到東方去”是歐洲現代性的原生動力。

歐洲人不斷想象亞洲、發現亞洲，也在不斷規劃亞洲。書中提到歐洲人如何繪制了第一幅中國地圖，如何為了獲取香料、物產和貿易市場，構想出多種多樣的“印度”，明清時代傳教士如何在中國和歐洲之間往返、甚至參與《尼布楚條約》的簽訂……

從100多張古地圖出發，宋念申用全球史視角，勾勒了東西方尋覓、相遇、互動、同時也充滿征服與抵抗的400年史，重新審視了這場“制造亞洲”的博弈，反思了殖民主義的“現代化敘事”。

圖源：新華社

本書最后審稿時，2024年春，中東戰火燃起；以哥倫比亞大學為代表，眾多美國學生抗議美國援助以色列。冥冥中，當下的時事照應了這本書的寫作，宋念申感慨良多：哥倫比亞大學，正是第一個以哥倫布的名字命名的美國機構。對于人類如何共處，亞洲本身已經提供了一種思路。

以下是潮新聞記者對宋念申的采訪。

潮新聞·錢江晚報：如何理解“制造亞洲”這個標題？

宋念申：亞洲不是一個固定的實體，它是不斷被發明、被構想出來，再不斷修改、重新構筑，是一個特別動態的東西。

關于書的標題，我最先想到的是英文名Mapping Asia。英語中map作為動詞，意思是繪制地圖，但它更還有探索規劃、構想、探索的意思。（這層意思）在英語里很好理解，但怎么用中文表述，這事兒我就撓頭了。

我設計過幾個標題，比如“圖制”，但始終覺得不合適。因為map不光是一個繪圖的問題，而且“圖制”這個詞在漢語中有點陌生，編輯也覺得不夠響亮。我們商量半天，最后編輯說，要么就干脆叫《制造亞洲》，把“圖”放在副標題里“一部地圖上的歷史”。我想，可能這是最接近mapping意思的，就同意了。這個題目可能也有一種陌生感，也許會讓人停頓一下，去想象一種制造的過程。

潮新聞·錢江晚報：大航海“尋路亞洲”過程中，亞洲人怎么去回應和參與“制造亞洲”？

宋念申：書里有一章講到利瑪竇，講到“亞洲”這個詞怎么出現的。這是歐洲詞匯“亞細亞”，與漢語詞匯“州（洲）”的結合。只有在利瑪竇之后的漢語語境里，“亞”和“洲”兩個字才越來越緊密地組合一起。把各個大陸板塊用一個特定名詞來命名，中文（洲）可能是第一個，這個發明我覺得特別了不起。

《坤輿萬國全圖》，明代利瑪竇、李之藻合作繪制的世界地圖，中國最早的彩繪世界地圖。

為什么會有“洲”的概念呢？其實利瑪竇借用了“九州”的“州”（州、洲古代意思一樣，都是指的水中陸地）。在《坤輿萬國全圖序》里，他說：“分輿地為五大州，曰歐羅巴，曰利未亞，曰亞細亞，曰南北亞墨利加……”我們今天讀這段，很簡單就讀過去了，但我們需要注意，當時什么情景讓他選擇了用“州”這個字？

這個“州”來自《尚書·禹貢》，大禹把國家分成了“九州”。利瑪竇很巧妙地借用了九州的“州”，來翻譯歐洲知識背景中的“人居世界”（orbis terrarum，指人類生存的大地）的幾個組成部分，這才形成“亞洲”這個詞。這個例子就說明“亞洲”是不同文化共同參與制造的。

如果歐洲人沒有“尋路亞洲”的需求，就不會有歐洲人主導的大航海。像利瑪竇、衛匡國這樣的傳教士，他們來到東亞，當然是為了傳播天主教，與新教相抗衡。但他們會采取非常巧妙的文化融合的策略，力圖嫁接兩種存在根本差異的文化概念，讓溝通和交流更順暢。

《康熙王朝》劇照，康熙在看《皇輿全圖》。

到了現代國家興起，需要有一種新的觀看國家的方式。康熙的《皇輿全覽圖》，就在這種需求下成為一個全球工程：不僅法國傳教士到清朝幫助康熙完成測繪，其中還有跨歐亞的復雜互動，涉及到法國、俄羅斯、中國之間的知識交流。當時歐亞大陸三個大帝國同時崛起。法王路易十四，俄羅斯彼得大帝、中國康熙，他們同時產生了一種重新測量大地、重新想象國家形態的需求。

唐維爾制作的法國版《皇輿全覽圖》。

以前，人們對國家形態沒有特別精準的想象，也不需要一條明晰的邊界。到17-18世紀，地緣政治格局的改變，讓邊界和領土變得日益重要了。這種新的國家觀，不是從西方發源、逐漸傳播到東方的，而是在特定的地緣政治需求下在東方和西方同時萌發的，且互相提供了知識資源。

這樣一來，我們可以重新構想亞洲走向現代的歷程：這個過程是單邊的嗎？是否只是歐洲人發明，亞洲人被動接受的？我覺得不是。可以說，現代是所有人都參與的進程，我想強調這種共同性。

潮新聞·錢江晚報：亞洲這一地區它本身有什么特殊性？

宋念申：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沒辦法以單一性質概括。簡單來說，如果問“什么是亞洲”，我們是說不出來的。比如是不是黑頭發、黃皮膚就是亞洲？是不是用筷子就代表了亞洲？都不是。亞洲的多元性，構成了我們思考普遍性的一種挑戰。

就像孫歌老師在《尋找亞洲》里說的，可能這就是亞洲的特性，亞洲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它無法用一個簡單性質或概念去概括。這為我們重新思考人類的現代、人類全球性的共同價值提供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途徑。

在過去人們認為的普遍價值因為被濫用而日益被懷疑和反思的時候，我們會更加尊重亞洲所代表的多樣性。我覺得多樣性就是一種值得特別珍惜的普遍性，以此作為我們追求的價值目標，其實對現代哲學思想、政治學思想、社會學思想，對那種全球單一性質的定義就構成了特別大的挑戰。不能被簡單定義的才是更具可能性的，是值得我們作為方法、構想人類生存環境和未來走向的一種方式。

亞洲其實是一種方法，它可以用來思考新的普遍性在哪兒。

潮新聞·錢江晚報：書中考察地圖中的全球史，對東西文明交融有什么獨特發現？

宋念申：我覺得都不能說“東西”文明的交融，我們特別習慣二元的思維，其實沒有這個二元。因為一旦進入全球史語境，它一定是多重的。

我們常說西方怎么樣，西方人自己也說我們西方怎么樣。為什么只有西方人叫西方？其他地區比如東方，哪些人算東方人？哪兒又算南方或北方？

人類發現全球、或說歐洲人地理概念積累的過程是一個什么過程？由于要去尋找亞洲，然后不經意地發現了非洲是可以繞行的，然后又誤打誤撞“發現”了美洲，“發現”了澳大利亞，最后是南極洲。它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驅動力下，像拼圖一樣逐步把世界的圖景拼出來。也就是說，我們談到知識的積累，一定要把知識積累的動因和過程，放到知識積累的理解里面去。

《寰宇大觀》（16世紀，歐洲地理學家奧特柳斯編繪，歐洲第一部真正具有近代意義的地圖集）中的《東印度地圖》。

在這個過程中，所有其他方向都成為和所謂西方相對應的一個概念，這才成就了一個清晰的“西方”。我們在說東西南北的時候，只有西方這個概念是相對清晰的。誰是西方國家？我們能數得出來，其他的南北東全都不清晰——就是這些不清晰塑造了一個清晰的西方。這個過程，恰恰就是一個殖民現代性推進的過程。

這跟當下我們的討論也是有一點關系的，這些經常使用的概念，最早是地理概念，然后逐漸變成了文化、文明的概念。但由地理概念轉化成文明概念的過程中，政治、經濟、殖民掠奪、帝國擴張，才是背后起作用的因素。認識到這點，對我們認識全球發展的歷史，是有價值的。

潮新聞·錢江晚報：在地理大發現之前，歐洲和亞洲之間彼此的想象是怎樣的？哪些因素塑造了這些想象？

宋念申：歐亞大陸東西很長，兩端都面向大海洋，古代人的想象力也就受制于這個地理條件。你看中國地圖，到了日本之外，沒有辦法繼續往東去描繪，因為到不了。大西洋那邊也是。所以相互在探尋對方：東亞的地圖往西延展，歐洲是往東延展。

《華夷圖》

但兩者有本質性差別，是什么呢？中國基本的地理想象，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是天圓地方，從中間到邊緣的等級分布。中國古人構想遠方，是在“華夷”框架下：自己是華，在中間，至于外夷，只用文字記錄下來，不用明確知道它的確切形狀。所以你看《華夷圖》（宋代石刻地圖），很典型，中間是一張中原地圖，北邊有長城，東北有朝鮮半島。大量的海外國家，只用文字列在邊上，并不畫出圖形。

歐洲不一樣，古希臘人構想地球是圓的，可居住的部分分成三塊：歐、亞、非。地中海、尼羅河、頓河分割了三大板塊。這種想象后來又融合了基督教傳統——大洪水之后，上帝把諾亞的三個兒子分到三個地方，各自對應一個部分，伊甸園在中間。歐洲混合了宗教和數學的三大陸想象，一旦碰到一個新的大陸，（對他們的）沖擊會很大。

歐洲古代的T-O圖

到中世紀晚期，由于馬可·波羅等傳來中國的信息，歐洲人對亞洲的想象中又有了經濟沖動。為了繞過奧斯曼土耳其的阻隔，他們前赴后繼地要從海上去尋亞洲。相對來講，中國人很難有類似的沖動，明末，利瑪竇就告訴中國士人有美洲大陸的存在。但中國士人恐怕只是把它當作一塊更邊緣的地方，與我們的政治治理沒什么直接關系，也就不會產生拓殖的意圖。

所以我一直強調，有人喜歡說是中國人先抵達了美洲，其實哪怕真是如此，那也不是世界史意義的“發現”，因為這種抵達沒有產生劇烈的政治、經濟、文化的震蕩，沒有產生哥倫布帶來的那種影響。東方與西方，所有人都在構想世界，但是是以不同的方式。

潮新聞·錢江晚報：今天應該如何認識哥倫布為代表的這批航海家？

宋念申：哥倫布在今天已經成為一個符號。幾個月前，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抗議以色列的事情成為新聞熱點。我想到，哥倫比亞大學是美國第一個用哥倫布的名字命名的機構。它本身就充滿了很多反諷意味。

首先哥倫布壓根就沒踏足過美國。其次，他是代表西班牙王室去拓殖，又是最早販賣奴隸的人——后來更多的殖民者去非洲販賣奴隸，運到美洲的種植園中。再次，哥倫布是天主教徒，當時的天主教廷是一種壓迫性的力量，而最早在美國建立殖民地的一批人，恰恰是一幫反抗宗教迫害的人。所以用哥倫布來代表美國是一個別扭的事情——這不是我說的，是美國學者說的。

出于非常偶然的歷史機遇，哥倫布成了美國的偶像，每年有哥倫布節，成為一個法定的假日。所以每一個人、每一個時代對哥倫布的評價都不同。我在書中也提到了，2020年哥倫布突然成為激發社會對立的政治符號——在“黑命攸關”（black matters）抗議運動興起時，美國很多城市有拆除雕像的行為，其中就包括哥倫布的雕像。

這種行為可能有點激進，但從另一側面，你會知道很多美國人認為現代不平等的權力結構的起源，就是由“發現”美洲帶來的，所以哥倫布又變成了非常負面的一個政治符號。

美國巴爾的摩市的抗議者推倒哥倫布雕像。圖源：央視新聞客戶端。

我們國家也有過一段對哥倫布的討論，那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幾位歷史學者爭論哥倫布到底算是資產階級的先驅、還是殖民主義的海盜，這也體現當時時代的思潮。所以歷史評價很難做到客觀，因為評價都是指向當下的。像所有的歷史符號一樣，哥倫布是被我們人為建構起來的。把它拆解掉，才知道其實歷史的本來面目非常復雜，很多矛盾都被后世的敘述遮蔽、掩蓋掉了。

潮新聞·錢江晚報：西方對中國、對東亞的認識是怎樣一步步變清晰的？

宋念申：變清晰了嗎？我覺得到今天都不清晰。也許并不存在從模糊到清晰這個過程。我們老覺得知識的積累會增進理解，但很多時候信息積累越多，誤解就越多。在意識形態高漲的時代，所有的知識都會被用來為意識形態斗爭服務。

人類到底能不能達成真正的相互理解？我現在覺得很難。理解不是加深溝通就行了。我在書里面著重提出一個概念，投影（projection）。這個詞既指地圖繪制中的投影法，也指對于對象的投射。在別人眼中，中國始終是一個認識對象，不管他說中國好還是壞，有時跟中國本身無關，而是觀察者把自己的問題投射到中國身上，以得出想要的答案。

伏爾泰

18世紀之前，耶穌會士介紹了很多中國的歷史、地理、政治、人文情況回歐洲，當時的一批人文主義者，像伏爾泰，就把中國當成改良法國社會和歐洲社會的良藥，加入很多他自己的理解進去。到了孟德斯鳩，完全轉了一個角度，中國變成一個專制的形象。哪個對、哪個不對呢？我覺得都不對。這其實跟中國沒有關系，是歐洲人描述自身的某種鏡像。

就像我們要把一個三維的球面鋪在二維的紙上，無論如何都要變形。相對距離、形狀、面積，你只能強調其中一方面的準確，沒有辦法讓所有要素都準確。

理解他者，最好是深入到里面去，像他一樣去思考去感受，也許這樣可以減少投射所產生的誤解。當你這樣做的時候，那你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人文主義者。但這時候和你最初的目的——以一種異質文化眼光去理解對方——又不一樣了，你成為他生活環境的一份子、彼此融合了。

潮新聞·錢江晚報：書中提到，歐洲人到很晚的時候，還是認為中國之外還有一個韃靼？

宋念申：所以中國和China這倆詞不完全對應。蒙古西征以后，歐洲對于東方的構想中，一直存在中原和草原族群的分野。China在歐洲語境中僅僅指說漢語的人，他們在中原、長城以內標上China，長城以外的標為Tartary（韃靼）。直到明清易代，China加上Tartary，這整個的叫Chinese Empire。歐洲的地圖上一直如此。

Empire（帝國）一詞在歐洲語境中追溯的是羅馬帝國。因為empire是指多元性的國家，強調有不同的族裔。我們中國人構想國家從來不以族群為單位，而是以文化為單位，“華夷”就是這個概念。但歐洲就是以語言、血緣、人種來劃分。

史學界有對“新清史”的批評（新清史強調“滿洲”與“中國”對立），其實新清史的思路不是現在才有的，歐洲傳統的認知方式一直是這樣，這是一個認知差別。在我們這，中國這個國家，不管是元還是清，都是多語種的。

《制造亞洲》北京分享會。

潮新聞·錢江晚報：地圖下的亞洲史梳理，對今天的世界格局、文明互鑒有什么思考？

宋念申：就是我說的關于多樣性的思考。文明互鑒有不同的解釋，比如說是不是文化多元主義？歐美意義上的“文化多元主義”，形式上是尊重不同文化，但在實踐上變成了身份政治——首先要確定你是什么類別，比如是印第安人、黑人、亞裔、還是白人？先把這個身份固定下來，然后再講“多元”。那最后就成了一個什么呢？一個像馬賽克似的、各自拼起來，理想狀態是井水不犯河水。

這樣一種拼貼的方式，其實非常不自然。因為人永遠是在不斷交往、融合過程中。比如我們漢族，漢族是什么，是歷史上不同族群的融合的產物，沒有純粹、單一的那個“漢族”。這才是正常的狀態。因此我們當下同樣要尊重多元，最后的指向是尊重一種變化流動的多元性，而不是把“多元”固定成一個完全不變的東西。我覺得這才是“亞洲的意義”，也就是我們想象亞洲空間的意義。

亞洲的多元性、雜糅性始終非常強烈，亞洲內部的人種，文化、制度、語言上都特別不一樣。但恰恰是這種相互尊重基礎下的多元性，既尊重多樣性、又指向交流、交融，你借鑒我，我借鑒你；我的話里夾雜你的口音，你的話里夾雜我的方言；我的文化里有你的文化，你的文化里有我的文化。而不是我用強勢的文化去征服你，把你的生活習慣全部改變。就像可以一邊喝咖啡，一邊泡油條，這個應該是人間的常態，而不是咖啡只能配蛋糕，油條只能配豆漿。

所以在今天提倡重新想象亞洲，也是要反思：人類真正的普遍性在什么地方？我們既要強調多元，同時這個多元又不是固定不變。這可能是構想人類文明走向的一個更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