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東亞共榮圈”，到高市叫囂，日本對中國的野心從來沒有變過

它打著“區域合作”“共同繁榮”的旗號，行的卻是侵略吞并、殖民掠奪之實。如今，雖然戰爭的硝煙早已散盡，但這套思想騙局背后的邏輯，真的徹底消失了嗎？這套騙局如何從思想萌芽長成毒藤，又如何結出侵略的惡果？

日本對中國的野心，并非始于“東亞協同體”，而是有著深刻的思想淵源，這套邏輯經過百年醞釀，最終形成了完整的侵略話術體系。

早在近代，佐藤信淵就提出了“征服中國、稱霸世界”的狂想，將中國視為日本擴張的核心目標；吉田松陰更是教唆“失之于美俄者，取償于鮮滿”，為日本的侵略行為尋找道德借口。

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則將中國、朝鮮貶為“蠻夷”，主張日本“脫亞入歐”，為其侵略亞洲鄰國掃清思想障礙；陸羯南的“亞洲門羅主義”，進一步將日本定位為“亞洲領導者”，為其獨占東亞埋下伏筆。

這些思想并非孤立的精英言論，而是逐漸滲透到日本的國家戰略層面。從甲午戰爭竊取臺灣，到日俄戰爭爭奪中國東北權益，再到一戰期間擴大在華勢力范圍，日本每一次軍事行動，都伴隨著這套侵略思想的背書。

到20世紀30年代，日本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全面侵占中國東北，炮制偽滿洲國，并在1933年退出國際聯盟，徹底撕下對國際規則的偽裝。

此時，它需要一套更“高級”的理論，為全面侵華、稱霸亞太的野心披上合法外衣，“東亞協同體”便應運而生。

日本的侵略話術，始終在根據局勢變化不斷升級，從“東亞協同體”到“大東亞共榮圈”，偽裝越來越精巧，野心也越來越膨脹。

1938年，日本學者臘山政道提出“東亞協同體”理論，套用當時流行的“區域合作”概念，宣稱日本、偽滿洲國與“中國傀儡政權”應形成“命運與共的協同體”，在經濟上互補、政治上聯合、防務上共同抵御西方列強。

這套理論聽起來極具迷惑性，但核心本質從未改變：必須由日本主導，中國需放棄民族獨立和主權完整，接受日本的“指導”。這不過是以“共同體”之名，行吞并控制之實，很快被日本軍部吸收為國家戰略。

隨著侵略戰爭的擴大，日本深陷中國戰場泥潭，同時決心南下與英美爭奪太平洋霸權，“大東亞共榮圈”于1940年被正式提出，并確立為基本國策。

相較于“東亞協同體”，這個概念的地理范圍更廣，涵蓋東亞、東南亞甚至南亞，直接暴露了日本稱霸亞太的野心；“共榮”二字則更具欺騙性，許諾各民族“擺脫西方殖民、共同繁榮”，但現實卻與此截然相反。

從“協同”到“共榮”，名稱的變化本質是侵略野心的升級，是用更宏大的敘事，掩蓋更殘酷的掠奪。

“東亞協同體”與“大東亞共榮圈”的美麗外衣下，藏著三重致命枷鎖，徹底暴露了日本侵略本質，而中國始終是這套騙局的核心目標。

在政治層面，這是一套絕對的等級附庸體系。日本自居為“領導民族”，將中國人、朝鮮人視為“需要開化的劣等民族”，東南亞各民族等級更低。

所謂“共榮”，是日本高高在上的統治，通過刺刀建立傀儡政權，用憲兵維持恐怖統治，根本不存在平等的“共”；通過掠奪資源供養日本戰爭機器，也根本沒有真正的“榮”。

中國作為亞洲大國，始終是日本想要徹底控制的核心，從東北的偽滿洲國，到華北的傀儡政權，日本試圖將中國徹底納入其附庸體系。

在經濟層面，這是一套徹底的殖民掠奪體系。日本為“共榮圈”設計了強制分工：中國東北、華北成為重工業和原料基地，東部地區成為輕工業和農業區，東南亞提供戰略資源，而日本本土則作為工業和軍事指揮中心。

這套分工完全服務于日本的戰爭需求，在中國境內，日本強征糧秣、掠奪礦產、強征勞工，造成了駭人聽聞的人道災難，所謂“經濟互補”不過是赤裸裸的剝削。

“大東亞共榮圈”隨著日本的戰敗而破產，但這套侵略思想的余毒并未徹底清除，日本對中國的野心，在當代依然有跡可循。

日本民族精神深處，存在著未被徹底清算的“思想癌變”：等級秩序觀讓它難以平等看待中國，始終暗藏優越感；對歷史的精神分裂，讓它淡化、否認戰爭罪行，拒絕徹底反思。

這些思想余毒，導致日本某些政治勢力至今仍對中國抱有覬覦之心，從篡改歷史教科書、政客參拜靖國神社，到在釣魚島問題上挑釁、聯合他國遏制中國，本質上都是百年侵略思想的延續。

歷史已經證明，任何以犧牲他國主權為代價的“共榮”，任何以獨霸為目標的“協同”，都注定會失敗。

日本如果真的想與亞洲各國和平共處，就必須徹底清算侵略思想，正視歷史罪行，放棄對中國的野心。

而對中國而言，銘記這段歷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保持警惕：日本的侵略思想騙局雖已破產，但野心從未消失，只有自身強大，才能真正守護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