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張居正，剿滅戚家軍！誰這么狠？

作者：徐吉軍，新媒體：漢唐智庫！

很多人談明朝滅亡，總喜歡把原因推給天災、流寇、女真崛起，仿佛這是一個國運走到頭了的自然結果。

如果把視角拉近，就會發現一個更殘酷、也更真實的事實：大明并不是被打垮的，而是從土木堡之變開始，就反復、系統性地內耗自殘。到了萬歷一朝，竟然再次把自己最能打、最守紀律、最有職業精神的軍隊，親手清除掉了。

戚家軍的結局，并不是偶然的冤案，而是一套內耗制度長期運行的必然產物。

要理解這一點，必須從戚家軍的終局說起，還要回到萬歷清算張居正的那個節點。因為這兩件事，本質上是一回事。

萬歷二十三年，剛剛從朝鮮壬辰倭亂歸來的戚家軍老兵，被調防到北京東邊的邊鎮薊鎮。戚家軍是戚繼光在隆慶、萬歷初年，以浙江義烏、金華一帶為兵源，按照《紀效新書》《練兵實紀》體系親手訓練出來的職業化軍隊。他們先是在南方平定倭寇，又被調到北方與蒙古作戰。明軍抗倭援朝，戚家軍在平壤之戰中率先登城。《明史·李如松傳》《朝鮮王朝實錄》都有明確記載，戚家軍是抗倭援朝中最能打的主力。

問題從他們回國的那一刻開始。

按照戰前承諾，先登平壤者當賞銀萬兩，這是經略宋應昌、主帥李如松當眾許下的條件。但戰后，承諾無人兌現；宋應昌調離后，繼任者干脆否認此前給南兵提高軍餉的決定。原本年餉43兩白銀的精銳待遇，被直接打回普通邊軍標準，甚至連基本餉銀都開始長期拖欠。

更致命的，是內部傾軋排擠。

戚繼光死后，這支南方軍隊在北方軍鎮徹底失去了保護傘。戰功在考核中被技術性操作給了北軍，最苦最危險的任務卻全部壓給南兵。軍中派系成形，北軍抱團欺負南軍外來戶；能不能打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人。

這不是偶發問題，而是明代軍政體系的常態。

一個高度依賴人際關系網絡的體制，對非嫡系武裝有天然的排斥。

當長期欠餉逼得戚家軍士兵集體討要說法時，薊鎮總兵王保給出了一個解決方案。他張貼告示，命南兵次日到石門寨演武場領取軍餉，并明確寫明“不必帶兵器，不必穿甲”。這條告示，本身就是定罪書。

第二天發生的事情，《明史》《朝鮮史料》雖在數字上略有差異，但性質完全一致：校場大門關閉，伏兵四起，騎兵、弓弩手同時下手。數千名手無寸鐵的老兵，在毫無反抗能力的情況下被當場屠殺，死亡人數保守估計在一千三百至兩千之間。幸存者隨后被強行遣散、拆編、驅逐回鄉，第一代戚家軍，就此從制度上被抹除了。

王保給大明朝廷的奏報只有一句話：“南兵謀反，已平。”

大明朝廷高高興興的信了。

真正令人寒心的，不是殺人，而是定性權力始終掌握在殺人者手里。調查官員來自同一系統，結論自然一致；沒人追問欠餉，沒人調查誘殺，更沒人為這些剛在朝鮮為國流血的士兵申冤。

從這一刻起，戚家軍這個名字，從功臣變成了隱患。

二十六年后，歷史給了戚家軍最后一次登場機會。

萬歷四十九年，后金圍攻沈陽。遼東告急，明廷再次從浙江招募浙兵，由戚繼光的侄子戚金負責訓練和統領。這不是戚繼光的戚家軍，而是按照戚氏體系重新打造的新版。

渾河之戰明軍參戰的部隊為四川石柱、酉陽兩地土司兵及其他四川漢土兵（混合），湖南保靖、永順的土司軍，廣東興寧、長樂的狼土兵，河南毛兵，浙江浙兵，還有來自明朝大同、延綏等九邊重鎮的邊兵。后世通常只記錄名氣最大的來自四川石柱的白桿兵和來自浙江的戚家軍。

野戰之壯莫如黑山，此語是成軍數十年戰無不勝未嘗敗績的戚家軍最后的絕唱！

在渾河之戰中，新戚家軍依然打出了最標準的戚家軍戰法：車陣拒騎，火器三疊，火盡即白刃，鴛鴦陣死戰不退。

3700人，對抗上萬名后金精騎，從正午戰至黃昏。最終，無一生還。《明史·童仲揆傳》《朝鮮王朝實錄》都明確記載了這場戰斗的慘烈程度。明軍援兵在附近山頭觀望，沒有誰敢下山救援。

至此，戚家軍最后的火種，被一次性燒光。

如果只看到這里，很多人會把結論歸為國勢已衰、敵強我弱。也許在歷史小販那里依然會怪資本黑手猶太陰謀。實際上全是瞎扯淡。

真正的問題是戚家軍不是敗給努爾哈赤的騎兵，而是敗給了欠餉、派系和制度性敵意。一個不能按時發工資的朝廷養不起職業軍人；一個把派系忠誠置于戰斗力之上的體制，必定排斥真正能打的部隊；一個對武將高度警惕的文官系統，肯定會把精銳武裝當作威脅。

只能說，大明的制度，爛透了。

這一切，并不是從萬歷后期才開始的。

要讀懂戚家軍的悲劇，必須回到萬歷皇帝清算張居正的那一刻。

那是大明又一次下沉的轉折點。

張居正生前，是明代最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強勢首輔”。一條鞭法整頓財政，清丈土地恢復稅源，裁冗官、練邊軍，對皇帝本人的生活方式也進行強力約束。《明史·張居正傳》記載得很清楚，他幾乎以監護人的姿態管理著少年萬歷。

這種權力結構，并沒有制度性授權，而是建立在皇權年幼、司禮監配合、個人威望三者疊加之上。

這種結構，一旦皇帝成年，必然崩塌。

張居正一死，萬歷立即展開全面報復，抄家、清算、定罪黨羽，改革成果迅速被逆轉。

這場清算的后果不是某個人的沉浮，而是向整個官僚系統釋放了一個極其清晰的信號：任何越權的改革者，最終都會被清算；任何替皇帝做決定的人，結局都不會好。

從此之后，官僚系統的理性選擇，只剩下一個，那就是不作為。

清算了張居正，萬歷進入長達三十年的不上朝狀態。這不是簡單的怠政，而是一種冷暴力式統治。他不解決問題，但牢牢掌控否決權；不推動改革，卻放任黨爭制衡彼此；不愿承擔責任，卻通過礦監稅使、廠衛系統對社會進行掠奪式抽血。

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戚家軍的命運其實早已注定。一個強調道德卻不給制度保障的王朝，一個重文輕武卻又高度依賴軍事安全的國家，一個在關鍵節點反復清算最能干的人的體制，注定會在真正的生死關頭無人可用。

張居正被清算，戚繼光被罷官，回到家鄉被夫人拋棄，最后貧病而死；

戚家軍被誘殺、被遣散、被消耗殆盡；

真正能打、敢打、會打的軍隊，流盡英雄血，一個不剩。

就在大明內斗殘害英雄的時候，野豬皮扛著后金正在瘋長。

這不是偶然，這是制度腐朽帶來的必然。

當一個王朝可以反復、低成本地毀掉自己最精銳、最守紀律、最有戰斗力的軍隊時，它的結局，早已寫好。

戚家軍的血，或許沒有白流，但也沒有圓滿的結局。

從剿殺戚家軍的那一天起，大明已經救不了了。

當然，明吹們會說這是偽史，畢竟他們連土木堡之變都能怪到猶太頭上。

歷史在這些人腦子里，像是一個精神病人手舞足蹈的夢囈：

我祖上曾經建立了七大洲霸權……

這一刻，仿佛魯迅筆下的阿Q再現！

然而，阿Q們除了意淫幻想之外，連國門也不敢走出去。

你讓他去東非憑吊一下鄭和艦隊的遺跡，他必定擺手拒絕。

幻想一下祖宗榮光沒壓力，踏出國門以身試險那是不敢的！

于是我們看到一個個阿Q的慫樣子，幻想著幾百年前的榮光。

滿清300年愚民統治，遺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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