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周總理得知一人被開除黨籍直言：這個涂木匠頂多是脾氣暴躁

1962年3月的一個傍晚，國務院值班室送來幾份干部處理文件。周恩來翻到其中一頁，眉頭一皺：涂作潮，開除黨籍、行政降級。隨即抬頭對辦公廳工作人員說了一句——“這個涂木匠頂多是脾氣暴躁，怎會反黨？”這句話后來在中南海流傳甚廣，也把一段傳奇往事重新拉到聚光燈下。

會場里安靜下來，許多人第一次聽到“涂木匠”這個外號，心里滿是疑惑。可對電訊系統的老同志來說，這個名字如雷貫耳：早年上海地下電臺的機務骨干，長征時躺擔架也要把報機背在身旁的人，就是他。

1903年5月11日，湖南長沙東鄉郭東渡，一個貧困木匠家庭誕生了第三個男孩。長到十三歲，他跟著二姐夫學習木工，天天鋸木刨花。別看只是個學徒，長沙泥木行業大罷工時，他端茶送信忙得腳不沾地。罷工勝利，老板卻把這個“鬧事胚”開了。生活逼人，他挑著木箱北上上海，只想找口飯吃。

1924年春，恒豐紗廠的車間里機器轟鳴。夜班結束，工人夜校亮燈，涂作潮擠在角落抄字。李立三找他談話，聽完身世后說：“和咱們一起干吧。”當年夏天，他在林育英、蔡林燕介紹下入黨。入黨手續不復雜，危險卻真的不小，警探、工賊時時盯梢，誰被抓走都不奇怪。

五卅慘案爆發后，組織把一批暴露同志送往蘇聯東方大學。二十五歲的涂作潮第一次坐上遠東列車，窗外白樺林飛快倒退。東方大學工人班課堂里，他對無線電兩眼放光。莫斯科召開黨的六大期間，他負責會場器材調試，短短幾天，周恩來記住了這個“木匠”。周舉起手在他肩頭輕拍：“回國就叫你‘木匠’，名字好記，也方便隱蔽。”

1928年底，他又被送到伏龍芝軍事通訊學院深造。放鴿、放狗、測繪、修車，他樣樣學；然而真正讓他血脈噴張的，還是收發報機“噠噠噠”的節奏。次年秋，他加入劉伯承統領的遠東支隊，隨后潛回上海，鉆進英租界福康里9號實驗室，把第一部完全自制的地下電臺搗鼓出來。

1930年秋，巨籟達路391弄12號窗簾半掩，外面招牌寫著“福利公司電工廠”。里頭卻是無線電訓練班。紅軍第一次反“圍剿”繳來一臺殘缺電臺，零件散落一地，涂作潮蹲在杉木板上三晝夜，終讓它亮起微弱紅燈。朱德、郭化若等人隔空指揮作戰，全靠那只電臺撐起信息線。

寧都起義前夜，前方消息突然中斷。總司令部燈火通明，報務員急得跺腳。涂作潮掀簾進屋，三下五除二拆機、接線、試波段。半小時后耳機里傳來電流“沙沙”聲，他朝報務員吼：“對方應答了，再不起來工作，后果自負！”對方這才翻身開工。事后左權說：“真要論技術，這小子排第一。”

1934年長征出發，他癱在擔架上，惡性瘧疾高燒到四十度。醫護勸他把機件扔掉減負，他搖頭：“通訊要斷，你我都白走。”走到湘粵贛邊界，他與主力失聯，只好隨游擊隊隱匿。器材全部砸毀掩埋，他扛著僅剩的工具包，輾轉六省夜行五千里，靠木匠手藝換盤纏，最后鉆進上海弄堂。

1936年夏，西安急需電臺聯通延安。劉鼎拍電報：“木匠先別回來，此地離不開他。”涂作潮花十五大洋買下日本收音機，兩晝夜拆改成“哈特萊”5瓦機。西安事變爆發第五天，他將百瓦電臺送到紅軍駐西安辦事處，第一份通報由此發向延安。張學良公館里再見周恩來，周握住他手臂：“老伙計，又立大功。”

抗戰時期，他坐鎮上海福生無線電公司，表面接旅客修收音機，暗地把情報源源送往陜北。報務員李白被捕那回，敵人搜到涂作潮親手改裝的收報機。李白死咬自己是商人，硬是瞞過去。李白出獄后感嘆：“木匠的機器救了我一條命。”

1949年，他作為軍代表接管上海兩大電訊公司。機關配專車，他買月票擠電車。某天去子弟小學接孩子，校門口公務車停了一排，他把車牌抄了交市委：“汽油是公家錢，不能這樣用。”此后，學校周邊公車明顯減少。

1959年，他在一次會議上直言設備采購浪費，被人扣上“宗派”帽子，隨后遭開除黨籍、降級。有人勸他低頭求情，他反倒自費買零件研制便攜手搖發電機，送給邊防部隊試用。技術處負責人打趣：“下崗老木匠還在折騰。”他咧嘴：“老子就剩這點本事。”

文件送到周恩來案頭后，兩個月內，中央復查組重啟調查。涂作潮的黨籍、級別相繼恢復，人卻沒多說一句客氣話。61歲那年，他被安排到四機部休養，依舊蹲在工房磨螺絲。有人問他圖啥，他淡淡一句：“機器運轉順暢，比啥都踏實。”

1980年冬，北京市招待所擺了十桌酒席，中央調查部請老同志敘舊。部長羅青長舉杯：“涂老先生，小弟敬你。”涂作潮把杯一碰，低頭自顧自喝。席后他只留一句話給兒子：“酒不錯，別帶回去，路上麻煩。”

1984年12月，81歲的涂作潮病逝。他留下厚厚幾箱資料——從英租界到延安，從上海到皖南，電訊密碼、材料清單、設備草圖，密密麻麻；留下的另一樣，是那臺早已退役的小型手搖發電機，搖把磨得發亮，齒輪至今無松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