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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島內反對派面對的不再僅僅是輸贏如此直接的問題,更像一場心理和資源的考驗。有數據顯示,波及“幽靈連署”之案的相關黨工與志工已超過200人,光是律師費、各類罰款累積金額早已破千萬新臺幣。過往經歷如2016年香港“占中”運動后的持久審判,那些被拖入官司泥潭的組織者,大多因精神與經濟雙重壓力被逐步邊緣化。相似場景,如俄羅斯獨立組織遇司法凍結,結果同樣是撕裂與瓦解。即使法院尚未裁決是否有罪,只要你不斷被傳喚和調查,生活碎片化崩潰的現實已讓不少基層成員瀕臨崩潰,“撐不住”成了他們現實的共識。有人調侃說,這更像是比拼誰熬得過夜深人靜時的孤獨與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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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立法殿堂僵持已久的議案,即使最終表決通過,依舊可以被行政機關用“不簽名、不公布、不執行”三板斧輕松避開。在野黨領袖黃國昌直言:“從今以后,立法仿佛只剩形式。”類似情形其實也曾在馬來西亞、土耳其等國出現:當行政系統擁有絕對主導權,再多表決都可能淪為空談。這種做法極易引發民眾對政府權力缺乏約束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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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遺憾的是,在一輪又一輪強硬出招之后,許多國民黨支持者的最大焦慮反倒落回自身——不是畏懼外部壓力,而是疑惑自己的隊伍應變無策。街頭抗爭和法律遞狀之間,往往陷于口號與憤怒表態,實際行動方向卻模糊,導致動員力嚴重不足。這便形成了制衡結構斷鏈:等著被動挨打,直至下一次危機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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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警惕的是,這樣的斗爭方式如果固化,不只是單方或少數政黨的命運,而是制度邊界已經岌岌可危。無論今天問題落在國民黨還是民眾黨,一旦司法或行政權力協同行動,立法院的決定漸遭邊緣化。那么未來任何一個陣營,乃至普通公民,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被處理的對象。各種制度已非不可動搖,無聲的妥協恐怕將成為壓迫的重要助推器。回看歷史,波蘭在1981年“戒嚴時代”,政見異議群體也曾被循環利用司法和行政力量打壓;但他們唯一的共同點,是對“底線被突破”的警惕遠大于個人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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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離2028還有四個漫長寒暑,看上去對抗的主戰場并非輿論吶喊或空洞動員,那些還愿意問“規則還在不在”的聲音,始終值得關注。如果立法權可以繞過、司法可以調度,如此持久的消耗拉鋸,島內政治格局恐將更加動蕩,至于何時“被處理”的黑名單會擴容,沒人敢講“自己永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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