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工資低價格競爭的代價

一、當“便宜”變成了陷阱

我們常說“便宜沒好貨”。可在過去三十年里，這句話仿佛被“商業世界”反其道而行，中國制造以“便宜”為標識，占據了全球貨架。

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大部分靠出口和價格競爭驅動，它贏得了市場，卻可能失去了更重要的東西，比如技術、尊嚴、內需、社會公平和未來增長的根基。

這是一個看上去頗具魔力的方程式，也是一場精心包裝的“廉價陷阱”。

二、短期繁榮與長期隱憂

在全球經濟版圖中，中國制造的崛起毋庸置疑。大量廉價商品涌向世界各地，中國出口的低價家具、服裝、電子產品構成了無數家庭的消費基礎。

這極快的促進了國內經濟的整體增長；但讓人警覺的是，這種增長方式背后隱藏的，是一個“消費拉動不足”的結構性困局。

我國的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長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23年中國最終消費支出占GDP比重約為56.6%，雖總量持續增長，但相比高收入國家普遍在70%以上（美國為81.3%，日本為75.4%），仍顯不足；即便與人均GDP相近的墨西哥（個人消費占比約70.26%）、巴西（約63.4%）等國相比，我國消費率也偏低。

這種依賴出口與投資的增長模式，其拉動效應正在減弱：作為內需重要指標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已從2024年的3.4%，放緩至2025年11月的1.3%，顯現出內需基礎尚不穩固。

三、誰真正受益？

雖然在國家統計局的分配核算體系里，“勞動者報酬”這一項目占GDP的份額并不微不足道；例如有統計顯示該2020年超過52%。

但這項統計口徑包含諸多項目，包括雇主為員工繳納的社保等，并不能直接反映普通勞動者實際可支配收入。

但真正的問題并非數字本身，而是趨勢與后果，勞動力議價權的弱化；

在很多制造業企業，工資增長長期滯后于生產效率提升，即便勞動力在GDP中占比不低，其實際分得的“蛋糕”遠遠少于資本方。

而許多發達國家長期以來以高福利、高工資、高生產率為基礎，而非單純以低成本競爭。勞動者工作待遇有較高保障，有安全感，自然敢花錢，這讓他們培育了龐大的內需市場。

因此，一個核心癥結在于，單純通過低工資取得價格競爭優勢，雖在短期內壓低了成本，卻長期抑制了勞動者的購買力與消費能力；當收入增長緩慢，而社會普惠性保障又不太完善，消費者通常更愿意儲蓄而非消費，這又反過來壓制內需。

四、低價競爭的“背刺”

當一個國家持續以低價角逐全球市場，國際聲音不會沉默。

就像幾個月前的公開新聞中，中車在保加利亞高鐵項目競標中報價僅3.3億歐元，遠低于其它競爭對手，比預算還低了46.7%；但歐盟委員會啟動《外國補貼條例》調查，指責中車“低價傾銷”時，中車被迫退出。

這種拒絕并非個例，而是一種經濟邏輯的體現：

低價等于低質的刻板印象會降低國家品牌形象；貿易伙伴通過提高關稅、設置技術標準、產業保護政策來抵制施壓。

這讓低價競爭不僅消耗國內資源，便宜了國外消費者，卻還可能引發國際市場的“排擠效應”。

五、質量與創新

國際競爭有很多場景，但長期的贏家往往不是最低價者，而是價值創造者。

可以看看德日韓，雖然它們在發展之初資本給勞工的工資水平也不高，但在這過程中較早意識到問題，極大的改善和完善勞動的待遇和福利保障，走向質量與創新的路子；德國的機械制造與工業品牌；日本的精密制造與設計文化；韓國的技術與供應鏈整合能力。

這些告訴我們，質量與創新，最終比價格更能塑造競爭壁壘。

在我國，也不斷涌現這樣的例子，有自己技術積累與系統研發，有核心技術與品牌力的企業，生存競爭能力總比只靠“便宜”的強。

六、轉型的關鍵方向

要讓中國經濟真正擺脫過度依賴低價競爭、走向高質量發展，需要幾個層面的變革：

提升勞動者待遇，釋放內需，讓勞動者收入更充足，是提升消費能力的根本；消費不僅是GDP的一個組成部分，更是經濟活力的源泉。

完善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社會安全網不強，家庭就會選擇儲蓄而非消費；提高醫療、養老的可及性，會改變儲蓄行為，釋放消費潛力。

推動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價格戰短期見效，但長期看技術積累才是硬實力；研發投入、人才培養、知識產權保護需要更系統的制度支撐。

優化對外開放與國際合作模式，在全球化時代，“共贏”比“價格壓制”更有未來；真正的競爭是產業、規則與合作能力的競爭。

“便宜”的成長最終會收取高價，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怎么便宜賣出去”，而在于“怎么創造價值，讓世界心甘情愿地付出更高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