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處是吾鄉——評現代白劇《蒼洱云歸處》

在中國戲曲百花齊放的璀璨圖景中，白劇以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獨具特色的表演風格和濃郁的少數民族風情，占據著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作為少數民族劇種中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劇種，白劇一直在繼承傳統中推陳出新，始終在探索少數民族劇種的現代性轉化和創新性表達。2025年，由大理州白劇團創作演出的現代白劇《蒼洱云歸處》精彩上演。該作品以大理白族村落“董家臺”為微觀切口，聚焦現代社會發展中鄉村振興等重要問題，通過主人公袁高翔的人生起伏引起我們思考“何為理想生活”的哲學問題。該劇劇本曾入選中國戲劇家協會曹禺戲劇文學講師團改稿會，獲得過“金孔雀中國民族戲劇”2024年度優秀作品評選戲曲類“優佳”劇本作品榮譽，成為當代少數民族戲劇表達現代題材創作的成功范例。

根脈歸鄉：身份執念的消解與鄉土認同的重構

《蒼洱云歸處》以白族農村青年“袁高翔”為故事主人公，賦予其“鳳凰男”的典型困境與“農村知識分子”的啟蒙焦慮。在袁高翔經歷“身份掙扎——絕境覺醒——重建認同”的人生變化后，終于完成對“農民的兒子”這一身份執念的消解和對鄉土的重構。

首先來看袁高翔的身份構建，從開始決定報考農業大學的少年，到受人資助出國的留學生，到跨國公司“小主管”，再到最后被解職的“袁總”。袁高翔的稱呼一再變化，但袁高翔有一個始終想丟掉卻“如影隨形”的身份——農民的兒子。當外界“您父親的職業是農民”“一個農民懂什么規劃！”“我建議請資助你上學寄宿家庭的安娜小姐好好矯正你那可憐的英文發音”“安娜對你到底是愛情，還是憐憫？”等聲音如洪水般襲來，袁高翔內心深處的自卑情緒瞬間涌出。“因為我是農民的兒子！”這句簡單的話道出了袁高翔的無奈與無法掩飾的自卑，他想要丟棄“農民的兒子”這頂帽子，卻始終在外界與內心的碰撞中掙扎，以至于始終追求“揚眉吐氣”。袁高翔回到董家臺的心情是復雜的，回到了闊別十多年的家鄉，袁高翔期盼以“袁總”的身份與家人、鄉親們見面，但見到“少小遮頂的房檐這般矮”，才發覺“橫沖直闖的天地難轉身”，由此感嘆“生我養我竟是這樣的小山村！霎時愛恨情難忍”。而這句感嘆，也正是袁高翔十多年對“成功人士”身份幻想的崩塌，預示著必將有一次自我清算和涅槃重生的到來。

其次，在袁高翔悲喜相交的基礎上，編劇引入了袁高翔人生中的三次打擊來推動情節發展。一心追求“資本”的袁高翔，一連遇到了“集團解職、資金斷流、情感受挫”三重打擊，使得袁高翔“霹靂撕心裂，無語淚滔滔！”，十多年的“精英偽裝”在這一刻轟然倒塌，袁高翔通過“為什么有人輕而易舉享樂道，為什么寒門出頭路迢迢”等七個“為什么”向蒼天控訴，他在怒斥上天的不公，最終，無力回天的袁高翔最終在“袁高翔服輸了！酸多依裝什么水蜜桃，野草妄想千丈高！”的悲痛中放下了二十多年來對資本的狂熱追求，也標志著對“立志掙命脫農袍”執念的崩塌。

而后，編劇巧妙地設計了“秧田中的涅槃”這一場景，為袁高翔的覺醒提供現實舞臺。當“脫鞋除襪下水田”，老袁叔拉著袁高翔走進了秧田，鉆心刺骨的春水和劃足的石礫讓袁高翔終于醒悟了：“莫道卑躬不進取，退后原本是向前！”，袁高翔醒了，他終于懂得了鄉土的作用，恍惚間，少年高翔的身影也出現在了秧田中，父親“樹高千丈遠，根在土地間”的教誨讓袁高翔幡然醒悟，懂得了“天地無時不轉圜。”的道理，這一次，袁高翔終于不再丟棄自己的“農民”身份，而是在農民身份里重拾了人生的意義。這一次，袁高翔也在秧田里完成了對鄉土認知的重建，從開篇里“一輩子再也不踩這塊泥巴地”的決絕，到結尾中“我是農民的兒子！董家臺，袁高翔回來啦”的篤定，凸顯出袁高翔身份認同的徹底轉變，這種轉變，并非是袁高翔放棄國外的工作，乖乖回到家鄉當起農民，而是以不同的目光去審視資本的力量，并將其轉化為鄉村建設的一環，通過整合鄉村資源成立農產文旅聯盟，用現代思維激活鄉土的價值，成為“新農人”，完成了“農民”身份的重構。

倫理重構：資本浪潮中“人與鄉土”的哲學思辨

白劇《蒼洱云歸處》以董家臺農產文旅聯盟掛牌儀式收束全劇，更以充滿白族風情的栽秧會為董家臺的鄉村振興事業提供了新的敘事舞臺。然而，當我們回溯袁高翔此前以資本打造項目的慘敗結局，便不由得追問：失敗與成功的關鍵究竟何在？答案就藏在人與鄉土的關系之中：當資本功利性開發與鄉土“人不哄地，地就不哄人”的沖突，不僅成為推動劇情發展的核心動力，更將我們引向一場關于“鄉土與現代”如何共生的哲學思考。

在《蒼洱云歸處》中，袁高翔試圖以資本的投資方式建設農業文旅項目，其核心是用“各家各戶出土地，以地入股吃利息”的方式，形成“家家持股、人人分利”的商業模式。就如圖劇中出現的AR眼鏡一樣，將“田疇屋舍萬草千花游人涌”的虛擬場景展現在鄉親們眼前，而這樣的“奇幻畫面”恰恰是凌駕于鄉土上的虛擬場景，是資本對于鄉土的功利性包裝，忽視了鄉土所蘊含的文化肌理，從而資本與鄉土產生了強烈的碰撞，導致袁高翔的項目以失敗告終。

反觀鄉土對董家臺的意義，不僅僅是生存的一片土地，更是董家臺白族村民們農耕倫理的文化載體。董家臺的土地上生長著谷物，寄托著村民們“土地涌錢財”的美好愿景，更蘊含著“春種秋收、順應天時”的生存智慧，傳承著“鄰里互幫、守望相助”的處世準則。在劇中，莊重的白族開秧門儀式、松毛鋪地、本主崇拜等民俗展現了白族人民對于自然、生態、生命的尊重與感恩，也是“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具體體現與映照。

再看《蒼洱云歸處》中袁高翔最終的歸宿。袁高翔放棄了國外的工作與生活，變賣國外資產將資金全部入股董家臺。袁高翔再也不追求“跨國集團高管”的美好生活，而是回到董家臺做起了“新農人”。與原來用資本包裝董家臺不同的是，袁高翔以鄉村的肌理為基礎，融入“電商直播”等現代化營銷方式，在鄉土里創造出新的發展模式，既保留了鄉土的原生狀態，又賦予了鄉土新的時代意義。這里面倫理重構，并不是反抗“資本”，更不是拒絕“現代化”，而是讓資本和現代技術服務于鄉土，讓鄉土自己長出“現代性”。《蒼洱云歸處》中，華僑安娜將虛擬數字建模與鄉村實景結合，村官夏小可利用直播賦能農產銷售，都是“現代性服務于鄉土”的例證，最終實現了鄉土與現代性之間的平衡。

古戲新唱：少數民族劇種的當代表達與積極回應

白劇是一個既古老又年輕的劇種，說其古老，是因為其主要源流吹吹腔已經有五百多年的歷史；講其年輕，是因為白劇的劇種確立才不過六十多年時間，這種“古”與“新”的雙重特質，讓白劇既有悠久的戲劇傳統，傳承著厚重的歷史文化；又有擁抱時代的廣闊胸懷，能以少數民族戲劇的獨有方式回應時代命題。

白劇《蒼洱云歸處》承襲了白劇的優秀藝術傳統，吸收了優秀的白族民間文化。在唱腔和音樂方面，作曲巧妙地運用了四次白族嗩吶：一是大幕初起，以開秧門熱烈的氣氛展現白族人民愉快的田間勞作，使觀眾目光聚焦于舞臺上；二是在少年袁高翔與父親老袁叔之間的爭吵過后，如泣如訴的嗩吶聲襯托出少年袁高翔的決絕與老袁叔對兒子的愧疚；三是在袁高翔遭遇困境時，伴隨嗩吶聲，老袁叔拉著袁高翔一步步走向秧田，脫下鞋襪，感受刺骨的春水和劃腳的足礫，暗示從此袁高翔迎來人生蛻變；四是開秧門儀式上，身著白族服裝的袁高翔終于舍棄了華而不實的“精英夢”，在董家臺的鄉土里尋找到了新的人生意義與價值，嘹亮的嗩吶起到升華主題的作用。而三次白族調的使用也各有側重：有時以歡快的旋律展現美麗富饒的董家臺景象，有時以娓娓道來的曲調體現父子間的溫情對話，或是最后收束之時以舒緩達情，暗含著袁高翔獲得新的人生認識，董家臺也迎來新的發展。除了嗩吶和白族調之外，舞臺表演中融入的“栽秧舞”“力格高舞”“霸王鞭八角鼓”均是白族文化的重要載體，“唾沫星星壓秤砣，巧嘴樹上哄下過雀。要不是怕你陪不住，本主老爺也能請來坐幾桌！”運用白族民間語言的獨特審美，體現了白族人民風趣幽默、樂觀向上的民族性格。這些傳統白族文化的運用，不僅是整臺劇目文化內涵的體現，更是戲劇人物的情感表達與劇種特色的文化標識，讓劇情浸潤在白族文化氛圍中，推動著劇情不斷發展。

現代文化與科技手段的融入，使《蒼洱云歸處》更具現代性。在作品選材上，編劇聚焦 “鄉村振興”“文旅融合”“直播電商”“AR 技術” 等當代熱點話題，打破白劇對傳統歷史題材的演出束縛，直面社會中當代鄉村發展過程性中所遇到的困境，從而創新性的探索出以少數民族戲劇講述當代故事的先例。劇目中的“country bumpkin（鄉巴佬）”等英語詞匯的使用，將“傳統”與“當代”的選題放置于眼前，舞臺上出現的無人機、平衡車、AR 眼鏡、直播屏幕等現代道具，不僅豐富了舞臺視覺效果，更是推動劇情發展的關鍵所在。

總的來看，《蒼洱云歸處》以少數民族戲劇的形式講述白族鄉村“董家臺”的故事，讓本主崇拜、農耕民俗等白族文化通過少數民族戲劇的形式進一步傳播，發揮“以歌舞演故事”的戲劇特點，突顯少數民族戲劇承載的民族文化與精神價值觀。通過以大理白族村落“董家臺”為微觀切口，從袁高翔的人物命運對當代鄉村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問題和心理困難進行解讀，對當代鄉村的轉型與發展進行關照，并闡釋鄉村振興的核心不在“留與走”，而在如何讓土地成為“生長希望的云端”。

鄉土不“土”：厚重而深沉的精神原鄉

當《蒼洱云歸處》以袁高翔“董家臺，袁高翔回來啦!”的篤定落幕，我們不由得追問一個問題：鄉土到底是什么？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鄉土或許是泥濘的土路，是低矮的房屋；或許是靠天吃飯，靠地生活的艱難；或許是落后的觀念，是狹窄的眼界。但在《蒼洱云歸處》中，鄉土是董家臺村民互幫互助，有抱怨卻無惡意的溫暖，是“土地能活五谷眾生，就能活人！”的執著與堅強，是“人不哄地，地就不哄人”的樸素哲理，也是袁高翔最終扔掉幻想，找回自己的土壤。鄉土從不“土氣”，相反，它承載著人們最純真的生存智慧、最深厚的情感聯系與最鮮活的民族文化，它是生養生命、滋潤品格的精神沃土， 更是“心安之處” 的精神原鄉。

順著這一個認識，我們再看第二個問題：《蒼洱云歸處》中的“歸”，“歸”的到底是什么？袁高翔的“歸”，一是物理距離上的歸鄉，是變賣美國資產，回到家鄉創業的“歸”；二是袁高翔心靈深處的“歸”。袁高翔的回歸，并不是逃避人生中的困難，而是在人生的低谷中對自己的重新審視，更是對“我到底想成為什么樣的人”的重新回答。在秧田里，十多年前“栽秧競逐”的歡樂場景與十多年后“石礫劃足”的幡然醒悟形成了巧妙的“場景互文”，前者是他對鄉土奉獻初心的起點，后者是他精神回歸家鄉的終點，袁高翔終于找回了十多年前那個腳踏泥土，一心想要學農業來振興家鄉的袁高翔；找回了那個不用刻意偽裝，“自在天然”的袁高翔。而袁高翔的“歸”再也不是退避，而是以更成熟的姿態，在傳統與現代的交匯處，重新定義“鄉土”的生命意義。

九百多年前，詩人蘇軾在黃州后偶遇從嶺南流放歸來的友人王鞏及其侍妾柔奴，當蘇軾問起柔奴嶺南的風土如何時，柔奴“此心安處，便是吾鄉”的從容應答，觸動蘇軾寫下“此心安處是吾鄉”的生命箴言。而對于《蒼洱云歸處》中的袁高翔來說，“此心安處是吾鄉”的智慧仍然閃耀著光芒。這一次的回歸，袁高翔脫下的是“外國公司高管”的西裝，放下的是“脫農袍、攀高枝”的執念，而穿上的不僅是接地氣的白族馬褂，更是對“農民的兒子”這一身份的重新確認，是重新回顧鄉土的坦然與自信。

白劇《蒼洱云歸處》展現的不僅是袁高翔這一個體的生命體驗，更代表著當代社會中無數個“農民的兒子”所面臨的抉擇；這個名叫“董家臺”的白族村莊，更是當今中國無數個農村的縮影。我們或許認為。是袁高翔這樣的“新農人”救活了“董家臺”這樣的傳統村莊，但在我看來，“董家臺”這樣的村莊也治愈了一個又一個的“袁高翔”。

在熱鬧的開秧門中，董家臺的故事悄然落幕，但“鄉村振興”的時代命題仍在繼續，白劇的創新發展之路從未停歇。《蒼洱云歸處》用“此心安處是吾鄉”的智慧告訴我們：鄉土不是落后的代名詞，它既是現代人的物理故鄉，更是在外漂泊之人的“精神原鄉”。同樣，在《蒼洱云歸處》中，我們看到了越來越多白劇新生力量的發芽與長大，我們也見證了稀有少數民族劇種如何在時代浪潮中堅守劇種特色和創新劇種發展，我們更感恩所有臺前幕后的白劇人為我們展現的感動與思考。我們也更加堅信，在一代又一代白劇人的堅守與努力下，白劇定能在蒼山洱海間譜寫出更加動人的時代篇章。

文/李源（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