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最狠的酷刑是什么？一個老人指著墻角說道：你看那是什么？

1940年5月，如果此時你站在湖北宜昌的大山深處，大概率聞不到山野的花香，空氣里全是燒焦的木頭味和讓人作嘔的血腥氣。

如果不提那段往事，那個立在黃仕釗老人自家墻角的鐵疙瘩，你絕對不會多看一眼。

那就是一把生滿紅銹的雙人拉大鋸，齒都鈍了，甚至有點變形。

收破爛的來了，估計都嫌它壓秤給不上價。

但對于土門鄉的老一輩人來說，這東西比閻王爺的生死簿還嚇人。

它不是工具，是刑具。

說起這事兒，咱們得把時間軸撥回到棗宜會戰那會兒。

那時候日本人為了打通去重慶的路，跟瘋狗一樣見人就咬。

五架轟炸機貼著樹梢飛過去，把土門鄉炸得底朝天。

緊接著，一隊日本兵就在漢奸帶路下摸進了村。

故事的主角叫劉白華。

在十里八鄉，劉白華是個手藝人，一手木工活那是沒得挑。

那把后來要了他命的大鋸子，原本是他養家糊口的寶貝。

這人老實，本分，屬于那種一腳踹不出個屁的好人。

那時候村民都往深山里跑，劉白華一家其實也跑出去了。

但是吧，那時候的糧食，真的比命金貴。

家里還有三石谷子沒藏好，那是全家老小一年的指望。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理解不了，為啥要為幾袋米回去送死？

這就叫窮人的悲哀，在這個亂世里，一袋糧食往往就是一家人的買路錢，沒了它，活著也是慢死。

劉白華咬咬牙，決定悄悄回村把糧食挑出來。

這就是命。

他前腳剛進院子挑起擔子，后腳就撞上了搜山的日軍。

按理說，那個年代抓壯丁、搶東西是常態，若是運氣好點，甚至還能撿條命。

壞就壞在隊伍里有個點頭哈腰的“二鬼子”。

這種人，為了在主子面前討口骨頭吃，那是真的沒有下限。

這漢奸一看劉白華，立馬湊到日本軍官耳朵邊上嘀咕。

也不知他是真認識劉白華，還是單純為了邀功，反正臟水是一盆盆往上潑，非說劉白華是游擊隊的探子。

那個日本軍官，眼珠子渾濁得像死魚，聽完后嘴角扯出一絲冷笑。

那時候的日本人已經殺紅眼了，殺人對他們來說，跟踩死一只螞蟻沒區別。

如果是一槍崩了，那在當時甚至算是一種“慈悲”。

但這幫畜生那天不想這么干。

那軍官一眼瞅見了院子里支著的木工板床，還有那把靠在墻邊的雙人拉大鋸。

一個變態到極點的念頭，就在這幾秒鐘里成形了。

他們把全村沒來得及跑掉的老少爺們全趕到了劉家院子里。

這是日軍慣用的伎倆——“看戲”。

殺一個人，是為了嚇住一百個人。

劉白華被五花大綁，死死按在他平時干活的板床上。

那是他最熟悉的地方，平時上面躺的是上好的木料，今天躺的是他自己。

那把鋸子，平時用來造家具、起房子，今天卻被兩個日本兵一人一頭握在手里。

鋸齒冰冷，壓在了他的脖子上。

當時黃仕釗還是個十幾歲的娃娃，就縮在人群里。

哪怕過了幾十年，只要一閉眼，他還能聽見那種聲音。

拉大鋸這活兒，講究個一來一回。

但你想想，那是鋸活人啊。

隨著日本軍官一聲令下，兩個日本兵開始拉動鋸子。

在絕對的暴力面前，人類所有的尊嚴和體面，瞬間就被撕得粉碎。

剛開始是凄厲的慘叫，那聲音根本不像是人嗓子里發出來的。

鮮血順著鋸齒飛濺，噴在旁邊日本兵的臉上，他們不但不擦，反而興奮地怪叫。

鋸齒切開皮肉，摩擦骨頭的那種“咯吱咯吱”的聲音，讓院子里好幾個膽小的婦女當場就昏死過去。

這還不是最慘的。

這幫惡魔為了震懾效果，生生鋸斷了劉白華的身體還不算完，最后竟然把他的四肢都給鋸了下來。

那個原本充滿木屑香味的小院，瞬間變成了修羅場。

劉白華甚至在身體被鋸開一半的時候，人還是清醒的。

這種痛苦，咱們現在的人想都不敢想。

人殺完了，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靜。

日軍那幫人似乎還沒玩夠，沾滿血的刺刀又對準了剩下瑟瑟發抖的村民。

眼看就要屠村，這時候，縣維持會的劉長清來了。

這一段歷史特別有意思，也特別復雜。

劉長清這人，身份是個“漢奸”，在維持會做事。

按咱們現在的標準，這人肯定不是個東西。

但在那個節骨眼上，你不得不承認，人性這東西它是灰色的。

劉長清沒跟日本人講什么大道理，跟禽獸講道理那是腦子進水。

他用了最實在的一招——拿錢買命，拿糧換命。

他跟日本人談條件，只要放過剩下的村民，他負責籌集一大筆糧食給皇軍。

日本人一聽有糧，再加上剛剛“殺雞儆猴”的戲碼也演足了，也就順水推舟。

當天晚上，這幫惡魔帶著搶來的東西，還有那股子洗不掉的血腥味，撤出了土門鄉。

日本兵走了，村民們才敢哭出聲來。

大家含著淚，把劉白華碎了一地的尸首拼湊起來安葬。

那把大鋸子，沒人舍得扔，也沒人敢用。

最后是黃仕釗和幾個鄉親把它收了起來。

它不再是個物件了，它是個鐵證。

日本人以為，搞這么一出慘絕人寰的“鋸刑”，能把中國人的膽給嚇破，讓大家像綿羊一樣老實。

結果呢？

恰恰相反。

極度的殘暴，喚醒的從來不是順從，而是那種不死不休的復仇烈火。

劉白華死得太慘，慘到連村里最怕事的后生都紅了眼。

大家算是徹底看明白了：在這幫野獸面前，你跪得越標準，死得越難看。

后來的幾年里，土門鄉的年輕人那是前赴后繼地往游擊隊里鉆。

他們熟門熟路，配合正規軍在宜昌外圍跟日偽軍死磕。

每一次挖路，每一次剪電線，每一次打伏擊，心里頭都憋著一股勁兒：這是給劉白華報仇，也是給咱們自己爭條活路。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這股氣才算是順了一半。

一晃這么多年過去了。

當年的硝煙早就散了，現在的土門鄉山清水秀，日子過得安逸。

黃仕釗也從當年的毛頭小子，變成了滿頭白發的老爺子。

但他家里那個墻角，始終留著那個位置。

每當有后輩或者是外地來的年輕人問起那把銹鋸子，老人總是會顫顫巍巍地指著它，把那個血色的下午再講一遍。

他不嫌煩，也不怕疼。

他留著它，不是為了折磨自己，就是為了提個醒。

別忘了。

真的別忘了。

那不是廢鐵，那是咱們這個民族曾經遭過的罪，也是咱們被逼出來的硬骨頭。

歷史這東西可以翻篇，但這頁紙上的血跡，誰也沒資格把它擦干凈。

參考資料：

宜昌縣地名領導小組辦公室編，《湖北省宜昌縣地名志》，1984年。

湖北省檔案館藏，《抗戰時期日軍在鄂暴行檔案選編》，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