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哈赤兩次請戰抗倭：大明為何堅決說不？

1592年，東亞政治格局被一場突如其來的戰爭打破。4月，日本關白豐臣秀吉出動15萬大軍跨海入侵朝鮮。日軍攻勢如潮，僅用倆月就攻陷朝鮮八道。李昖倉皇跑到了義州，連續派出數十批使者向明朝求救。

此時的明朝，正在萬歷手中。雖然朝政已有衰敗跡象，但作為宗藩系統的核心，大明仍然承擔著保護藩國的責任。明朝最初對戰爭規模的判斷出現了嚴重失誤——遼東總兵僅派游擊史儒率領3000兵馬入朝，結果在平壤遭遇慘敗，史儒死了；祖承訓也好不到哪去，帶著3000人支援，結果中了埋伏，差點死光了。

遼東局勢驟然緊張，而就在這個關鍵時刻，一個讓明朝和朝鮮都意想不到的人物主動站了出來。

萬歷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592年9月2日），遼東巡撫郝杰向朝廷呈報了一份特殊奏疏：努爾哈赤上奏，表示愿幫大明解決倭寇。這位34歲的女真首領在奏章中提出了具體方案：愿率兵2萬前往朝鮮，所需糧草希望由朝鮮方面提供接應。

此時的努爾哈赤正處于事業上升期。從1583年以十三副遺甲起兵算起，經過9年征戰，他已經整合了建州女真，把持著撫順、鴨綠江，有兵約1萬人。但他面臨的挑戰依然嚴峻：海西女真四部（哈達、烏拉、葉赫、輝發）總兵力超過3萬，其中葉赫部就有2萬兵力；蒙古各部也時常侵擾；明朝在遼東的駐軍更是直接的政治軍事壓力。

那么，努爾哈赤為何要在此時主動請纓呢？

第一層原因是現實的生存壓力。日本侵朝的公開借口就是“借道朝鮮伐明”，假若朝鮮完全淪陷，日軍下一步必然進犯遼東。而努爾哈赤的控制區正好與朝鮮接壤，首當其沖。從戰略上看，援助朝鮮就是保衛自己。

第二層是政治算計。努爾哈赤深知明朝“以夷制夷”的邊疆政策，他需要通過為明朝立功來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當時他僅被明朝封為都督僉事（正二品），而海西女真的哈達部首領王臺曾獲封龍虎將軍（從一品），地位更高。如果能在抗倭戰爭中立功，他就有機會獲得更高封賞，壓過海西女真。

第三層是實力擴張的考慮。2萬軍隊的規模已經超過他實際兵力的一倍，請求朝鮮提供糧草，實際是想借戰爭機會擴充軍隊、獲得物資補給。女真地區生產力有限，戰爭掠奪是傳統的發展方式。

努爾哈赤的請求遭到了三重反對。

首先是朝鮮的激烈反對。朝鮮與建州有百年積怨。1467年，朝鮮曾配合大明圍剿建州，殺死了努爾哈赤的祖先董山。雙方邊境沖突不斷。當努爾哈赤請求出兵的消息傳到義州，朝鮮在御前會議上明確表示：女真想來分一杯羹，肢解朝鮮。朝鮮官員也紛紛上書明朝，堅決反對女真兵入境。

其次是明朝兵部的戰略考慮。當時明朝從遼東調往朝鮮的兵力已達4萬，遼東防務本就吃緊。努爾哈赤的部隊雖然不一定可靠，但留在遼東至少能起到威懾蒙古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明朝的平衡之術。明朝在女真用了一招“分治”，有意保持均勢。如果允許努爾哈赤出兵并獲得戰功，勢必打破這種平衡。因此，萬歷皇帝在八月初十下詔：命其停兵待命。

時間轉到1597年。豐臣秀吉再次發動“丁酉倭亂”，日軍14萬人卷土重來。明朝這次動員了7萬大軍入朝，由兵部尚書邢玠總督軍務。戰爭進入膠著狀態，蔚山、泗川等戰役雙方傷亡慘重。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努爾哈赤第二次遞上了請戰書。

萬歷二十六年正月（1598年2月），努爾哈赤的奏章送達北京。這次他的姿態放得更低，他還特別強調愿意“受天朝將領節制”，并派使者到朝鮮承諾：不要戰利品。

此時的努爾哈赤已非五年前的部落首領。1593年，他在古勒山之戰擊敗九部聯軍（海西四部+蒙古三部+長白山二部），斬殺4000人，俘虜烏拉部首領布占泰；到1598年，他已基本統一建州、征服東海女真，控制區擴大三倍，兵力增至3萬余人，并裝備了上千支鳥銃和少量火炮。1595年，大明賞了他龍虎將軍，此為女真人能夠拿到的最大榮光。

那么，這次請戰的真實意圖是什么？

首先是鞏固內部統治。快速擴張帶來統治不穩，新征服部落時有反叛。如果能獲得明朝的進一步認可，將大大增強其統治的合法性。

其次是戰略試探。隨著實力增強，努爾哈赤已經開始考慮與明朝的關系走向。入朝作戰可以近距離觀察明軍的戰斗力、戰術特點。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在朝鮮作戰的明軍中，劉綎、杜松等將領后來都在薩爾滸之戰中與努爾哈赤交手。這種實地觀察的價值不可估量。

再者是了解朝鮮虛實。朝鮮作為明朝藩屬，始終是女真側翼的威脅。如果未來與明朝沖突，朝鮮可能成為背后牽制力量。提前了解朝鮮的地理、軍備情況，具有長遠戰略價值。

這一次，明朝的拒絕更加果斷。

朝鮮的反應比上次更激烈。朝鮮宣祖直言：努爾哈赤若來，必是第二個倭寇。他們擔心女真兵一旦入境，可能比日軍更難對付。

更重要的是戰爭形勢的變化。1598年初，明軍已經逐步掌握戰場主動。邢玠調整戰略，采用水陸并進、分路合擊的戰術。8月，豐臣秀吉死了，日軍士氣大跌。明朝判斷無需外援也能取勝，自然不愿讓努爾哈赤插手。

因此，明朝再次拒絕了努爾哈赤的請求，并加強了對遼東的監控。

回顧這兩次請戰與拒絕，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深刻的歷史邏輯。

對努爾哈赤而言，第一次請戰核心是求生存、謀發展——在復雜的地緣環境中尋找壯大機會；第二次請戰則是戰略試探與準備——為未來的擴張收集情報、積累資本。

對明朝而言，兩次拒絕體現了其一貫的邊疆治理哲學：

從結果看，明朝的拒絕在短期內是成功的——努爾哈赤未能通過戰爭獲得額外資源和政治資本。但從長期看，這種拒絕并沒能阻止努爾哈赤的崛起。就在第二次請戰被拒后的第18年（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后金政權；又過了2年（1618年），他以“七大恨”誓師伐明，開啟了明清易代的歷史進程。

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是：如果當時明朝同意了努爾哈赤的請求，歷史會怎樣發展？或許女真兵與日軍在朝鮮戰場交鋒，會改變東北亞的力量對比；或許努爾哈赤在戰爭中損耗實力，延緩了統一女真的進程；又或許他通過戰爭學到了更先進的軍事技術，加速了后金的崛起……

歷史沒有如果。我們只知道，在1592年和1598年那兩個關鍵節點上，明朝基于傳統戰略思維做出的選擇，無意中為后來的歷史巨變埋下了伏筆。而努爾哈赤兩次被拒后的反應——繼續默默發展，等待時機——展現了一個杰出政治家的隱忍與遠見。這段鮮為人知的外交博弈，最終成為明清易代大戲中一個意味深長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