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2005年出生的年輕人，處于話語和現實的極度撕裂中

“年輕人如今已經沒什么可失去的了”

來源 | 《富足一代》

這個社會，對年輕人太好了嗎？

認識張雨希是因為她投稿給“小鳥文學”，短篇，很多人叫好。故事主角是兩個男人，背景看起來像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東北——那小說是能看出時代感的，以至于我們猜測作者八成是個中年男人，從那個時代過來，否則怎能做到如此真摯、準確。聯系上張雨希，才知道她出生于2002年，19歲的高中女生。驚為天人。

張雨希是作為我們的田野調查對象來辦公室的。在杭州的時候，我們向她提起正在做的事情，發出邀約，她同意了。當時這個叫作“富足一代”的項目名稱還沒確立很久，連我們自己都在借著一次次和人聊天的機會來回琢磨各種措辭和定義。

差不多就是1995年到2005年出生的這一代吧，他們對貧窮或者短缺的記憶都不多了，對，我們說的是城市里那些孩子，可能還偏一線、二線的......

或者叫“富足社會一代”？這樣比“富裕”要更準確一些，一個家庭到底富不富裕，每個人的感知不太一樣，對富裕的理解也各有不同。有的時候雞同鴨講，有的時候完全南轅北轍。“富足社會”這種對社會總體的定義大家更容易獲得共識。

很關心他們對世界是怎么看的，三觀是怎么形成的。

《寬松世代又如何》劇照

張雨希在高二前的那年暑假，獲得AFS國際交流文化組織提供的機會，去瑞士十個月。她給自己一個gap year。這也是19歲的她比同齡人晚一年上大學的原因。而回到這一天，她可以在高考的日子坐在這里聊天，是因為她讀了國際學校，她選擇A-Level課程，通過了倫敦政經學院(LSE)的審核，將于9月份去英國。

“國際學校”以及所有相關概念是最近十幾年富有的中產階級家庭需要考慮的一件大事：在國內還是國外讀大學，去英國還是美國......至少在初中之前家庭要做出選擇，在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這個決定得更早——可能從選擇幼兒園開始就已經選定了方向。和這些選擇一脈相承的，是瑞士這樣的機會的出現，是選拔機制的開放，是中國愿意進入這樣的體系之中，是教育資源的全球化。

所有這些，在張雨希這一代人出生、長大的時候就已經存在了。張雨希的世界是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盡管我們知道富裕社會的實現其實還要假以更長時間的努力，我們也知道對于相當多數的中國人來說，富裕還存在于理想之中—更何況富裕、富足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但我們還是定義成“富足一代”，還是從這代人形成之后的變化入手。

“好奇心日報”曾做過一個專題。那個專題采訪了20多位公共知識界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和他們探討同一個問題：這個社會，對年輕人太好了嗎？

那是2016年，“年輕人”是商業新大陸。現在想來，那也差不多是出生在2000年前后的年輕人最早擁有手機的時間。消費主義的物質基礎在移動互聯網上將將就緒，新的消費習慣和觀念正在誕生。網絡成了試衣間，社交網絡已經從BBS轉入社區，媒體已經完成公眾號化和微博化，外賣、閃送、氪金......年輕的靈魂，在指尖尋找世界。

涌入移動互聯網的年輕人，按照大家后來的說法，一個人后面站著六個人：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和爸爸媽媽。他們自帶消費力 ，資本沒有道理不擁抱他們 。

此時，中國移動互聯網經濟發展得相當飽滿、高調、膨脹。創業家、投資家和創業投資思想家們一頭盯著風口，一頭盯著年輕的消費群體，預估新風口并抓住所有可能的“痛點”。市場迎合年輕人的姿勢笨拙可笑，唯獨不缺熱忱——年輕人所思所想、所有行為、所有習慣、所有場景，方方面面都被那些貪婪的眼神撫摸無數遍，想年輕人之所想，為年輕人服務，年輕人被資本所“寵愛”......

年輕人的父輩，一方面制造了這個看似撫摸著心靈、揣摩著需求、物質上幾乎有求必應的美麗新世界，指向的最終結果可能是手中的一點點錢、消費主義狂歡、娛樂至死......另一方面依然推崇犬儒主義和明哲保身的厚黑哲學，“小孩子才分對錯，成年人只看利弊”，“你弱是因為你不夠努力”。

有那么多問題還沒有解決，但已經不再被提起——屬于上一代的、可能還有更上一代的。摸著石頭過河雖勇氣可嘉，但新一代進入的是前輩改革出來的深水區，如今看起來還要一路摸下去，而且似乎越來越難摸。難道前面的石頭都白摸了？

年輕人如今已經沒什么可喪失的

在我們把目光投向“年輕人”的時候，大約也是從2016年開始，以短視頻為代表的手機應用更兇猛地占據所有人的生活。不分年齡，不分背景。人們沉浸在手機里，遠遠超過尼爾·波茲曼所批判的電視占據客廳“娛樂至死”的時代。

所有模糊的問題討論和基礎的公民教育，都被物質發展的話術覆蓋。在我們問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新四大發明”的光環還耀眼無比，它帶來的文化自信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折射出更復雜的面向。

我們在采訪過程中發現，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詞出現頻率很高。知識分子理應公共，只不過在我們這里，知識分子往往與專業人士混淆，過于寬泛。而在我們語境之中出現的“公知”，更多時候是一個時間概念，“公共知識分子占據互聯網話語空間的時候”......

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我們向自己提問，在他們確實銷聲匿跡之后的公共輿論空間里，如今我們面對的年輕人的觀念形態是否可以標記現在的時代？如果要標記這個時代，他們之間的共性或者普遍性應該如何總結？

《小歡喜》劇照

年輕人與公共知識分子的不同之處，在于他們的年輕。我們面對的是某個個體生命中的某個階段，沒人可以說這個階段的狀態和他們接下來的人生會不會產生關聯，若會的話是以怎樣的方式產生。有一個采訪對象的爸爸，對兒子目前的政治立場持（可能是故意為之的）輕松態度，“只要用不上外賣，他就知道生活的真相了”。

如果翻譯一下這句話，就是這位爸爸認為，兒子的生活中還沒有太多真正要考量的事情發生，所以現在閃耀給人看的全是政治光譜，未來就好了——當生活中更多柴米油鹽的具體事務給他們賦予標簽的時候，“就好了”。

但換個角度看，這個為年輕人奠定底色的社會，對他們人生中這段時光的浸染和標記，又意味著什么呢？

一位采訪對象說，年輕人如今已經“沒什么可喪失的”。說這話的人出生在2001年，喜歡用知乎“謝邀體”的語言來聊社會觀點，也就是把自己的觀點包裝成“他們”的觀點。“他們，”他說的是青睞威權的年輕人，“反對大資本、大地產商，再正常不過。”

他認為他這一代面對的是一個固化的世界。不管有沒有家族財富可繼承，對他們個人來說，賺好多好多錢、買房子、自我奮斗的機會幾乎沒有了。就像一位叫戴小萌的受訪者所說：“我們家已經買了幾套房子，他們那一代賺錢容易，我怎么賺錢，也買不下一套上海的房子吧？”

父輩陰影下的“富足一代”

這個世界是上一代人一手創造的。財富、社會、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物質世界的關系、人的精神世界，都是如此。

誰都不會否認，四十多年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的巨變，它傳遞到每個人的家庭生活當中。在個人財富增長、中間社會階層形成之后，不論是篳路藍縷的前一代還是樂享其成但又喪失機會的后一代，他們都需要重新定位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高歌猛進的幾十年里，我們常常說幾年、十幾年的時間里我們經歷了發達社會幾十年、上百年的變化，人們為此而自豪，而它的另一邊是什么？

《下一個素熙》劇照

就我們的觀察來看，僅僅是對“正義”的理解，就足以產生不同代際之間的矛盾。不管是父親還是兒子，實際上并沒有什么利益上的矛盾，但都會在他們各自對“正義”的理解之上產生沖突。其中最不公平的地方在于，父輩擁有把自己認為的“正義”強加給另一方的能量。即便“正義”本身無可置疑，但傲慢和父權也是顯而易見的。最合理的方式，是自我審視和引入某種糾偏機制。但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都很少有人做到這一點。

父輩對年輕人形形色色的立場有的時候會抱一種“過來人”的達觀：這又怎么樣？誰沒有年輕過？激進很正常，要求打亂一個舊世界也正常，新一代人要重新分配財富也正常。這就是規律。

我們找到了一些年輕人 ，我們還和別人討論“他們”。“別人”主要是年輕人直接意義上的父輩和更抽象意義上的父輩——公共知識分子和媒體人 ，這些人創造了一部分公共話語 ， 如果要問“這個社會 ，對年輕人太好了嗎”，他們繞不過去。

上一代人在接受我們訪問的時候，都有一種緊迫感，要提及時間——比如強調四十年的歷史 ，痛心疾首 ，很難再有四十年的時間來建立起成熟 、有效率的可以自我成長的體系了 ，他們幾乎是有一種面對不可再生式資源的難過......所有時間問題背后只有一個真相：他們的焦慮 。

另一端的年輕人則截然不同。有人隨時準備贊同你，讓你陷入對自己的懷疑 。還有些人會說，“可能我的想法還有很多變的空間”，“有些東西我還是不懂 ”，“可能以后會好一點吧” ...... 我們相信他們并不是在客氣 、敷衍或者妥協 。

“我沒經歷過 ，很多事情我憑我的直覺判斷 ，這只代表我現在的想法 ，不代表以后 。”當一個人這么說的時候 ，你知道他至少不焦慮 。

對或者錯，都是現階段的事。我們所寫的，是2020年一群年輕人和他們的父輩之間的沖突，我們偶爾會把2023年的他們作為對照。但總體上來說，它是在2023年這個時間點上對2020年的記錄。這期間變化的東西有很多。但就像我們在2020年時提醒自己的，會不會變好或者變得不那么好，沒必要去做預測。

我們力求讓每個人都其來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