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夢秋備受毛主席重視卻背叛革命，49年想參加革命，主席如何處理

1949年6月上旬，南京市公安局的接待室里出現了一位拄著雙拐的中年人，他自報姓名徐夢秋，語氣急促，“請幫我轉告劉伯承同志，我要為新中國效力。”在場警員不敢怠慢，畢竟眼前這位殘疾人曾是中央蘇區赫赫有名的軍委秘書。短短數小時后，電報飛向北平，毛澤東批示：立即收押，嚴加審訊。徐夢秋的再度登場，以這種方式終結了自己最后的僥幸。

消息傳到南京軍管會，劉伯承沉默片刻，只留下五個字：“此人切莫寬。”說罷，便轉身投入繁忙的接管工作。新政權百廢待興，容不得昔日的動搖分子再添變數。公安局當晚行動，徐夢秋被送往老虎橋。外界一片嘩然：昔日備受器重的“紅色歷史學家”，為何落到這般田地？

時間撥回1935年初春，延安清冷的窯洞里，毛澤東手握茶盞，同一位身形削瘦的知識分子促膝而談。那人正是徐夢秋。兩人從《資治通鑒》談到《史記》，又談到全國局勢。夜深后，毛澤東笑道：“史筆與槍桿并用，方能定天下。”徐夢秋聽得熱血沸騰，連連點頭。這一幕，很快在紅軍干部中流傳，徐夢秋得名“紅色歷史學家”，前景一片光亮。

實際上，徐夢秋的人生軌跡早已屢次轉折。1901年生于安徽壽縣，少年聰穎卻桀驁。1921年因帶頭彈劾校長被學校開除，同窗驚嘆他的沖勁；1923年，他奔赴上海大學，在瞿秋白、鄧中夏課堂里醉心革命理論；同年冬，他回到壽縣創辦安徽首個黨組織。熱血青年徐夢秋，到此為止仍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個人理想與現實安排卻不斷沖突。1925年他被派往廣州第一師做政治宣傳，他渴望的軍校生活落空，心中難免失落。南昌起義時又因病缺席，隨后與黨組織失聯，只得在商務印書館做校對，為生活奔波。1930年他重新歸隊，旋即被任為軍委秘書，進入核心層。長征途中凍壞雙腿，延安更是對他照顧有加：專門窯洞、專門口糧、醫生定期巡診。在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這等待遇鳳毛麟角。

轉折出現在1937年。徐夢秋赴蘇治病，途經新疆，被盛世才留下。表面上盛世才親共，暗地卻窺探各方力量。徐夢秋出任中共新疆省委組織部長，地位僅次于陳潭秋。那時他主持教育，一心想把延安教材搬進迪化，還親筆致信毛澤東請求支援。書籍和講義如雪片一般趕到，這讓他在新疆知識界聲名大振。

然而1942年局勢驟變。蔣介石利用宋美齡插手新疆，盛世才投靠國民黨，隨即大肆搜捕中共人員。徐夢秋、毛澤民、陳潭秋等百余人被囚。特務頭子季源博用盡酷刑，陳潭秋、毛澤民寧死不屈。獄中傳出嘶啞的對話：“共產黨不會垮。”陳潭秋堅定地說。徐夢秋在一旁沉默，他的意志終究破裂，撰寫脫黨書，指證同志陰謀暴動。隨后三位領袖被秘密殺害，而他的背叛，被新疆當局刻意低調處理，延安一時竟不知真相。

1944年國民黨接管新疆，吳忠信把徐夢秋收至麾下，授少將銜，安排在軍統研究室。乍看風光，實則無權無兵。重慶、南京兩地輾轉，他的腿傷發作，被人視作累贅。1949年春，保密局撤往臺灣，徐夢秋被拒載。國民黨拋棄他，他也忐忑不安地躲到皖南鄉村，直至解放大勢已定。

人到中年，他作出最后一次賭博——向新政權“自首”，企盼憑昔日資歷換得寬恕。可歷史已經給出答案。背叛革命這條紅線，任何名望都無法抹平。劉伯承將他交由法院處理，后被判無期徒刑。1976年5月，徐夢秋病逝于獄中，草草火化，無碑無誌。

此案給后來者留下冷峻提醒：信仰若動搖，榮譽與友情轉瞬成空。徐夢秋從中央寵臣到國民黨棄子，僅用數年。凡涉風雨飄搖之世，個人選擇重若千鈞，一念之差，終身難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