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安理會中日激辯，中方駁斥日臺言論，揭露其入常野心

12月15日，聯合國安理會迎來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外交交鋒。

原本應討論下一屆聯合國秘書長選舉程序的透明度以及聯合國改革問題。

但會議現場卻因中國與日本的激烈辯論而變得火藥味十足。

中國代表傅聰在會上直接點名批評日本涉臺言論，援引國際法理戳破日本的模糊政策，強調臺灣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益。

而日本代表山崎和之則試圖用議事規則打斷中方發言，在隨后的回應中不僅回避核心問題，還試圖轉移話題，為日本“入常”造勢。

在會上，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的發言擲地有聲。

他不僅駁斥了近期日本高官在涉臺問題上的不當言論，也借機點出了日本在歷史和法理上的自相矛盾。

傅聰提到，今年是中國抗戰勝利80周年，而80年前，日本軍國主義正是以“自衛”為借口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

如今，日本政客卻用類似的邏輯，宣稱“臺海有事”將觸發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這不僅是對歷史的無知，更是危險的信號。

這些構筑戰后國際秩序的堅實基石，實則是日本在簽署無條件投降書之際所認可的法律框架，它是歷史的見證。

日本如今卻試圖通過模糊表述制造“臺獨”勢力的幻想，這是對戰后國際秩序的挑釁。

傅聰還尖銳指出，日本所謂的“理解和尊重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從未真正落實到行動中。

反而不斷通過外交和軍事手段干涉中國內政，為臺獨勢力撐腰。

這不僅破壞地區和平穩定，還暴露了日本在國際事務中缺乏誠信的本質。

面對中方的強硬發言，日本常駐聯合國代表山崎和之選擇了一種典型的“外交套路”——避重就輕。

他沒有直接回應臺灣問題和歷史問題的具體指控，而是試圖用安理會議事規則打斷傅聰的發言，聲稱中方的內容“偏離了會議主題”。

在隨后申請的額外發言中，山崎和之將話題轉向了聯合國改革問題，并極力強調安理會的“透明性不足”和“代表性不夠”。

他表示日本支持擴大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并呼吁國際社會支持改革。

但這種轉移話題的做法顯然無法掩蓋日本的真正意圖，為自己謀求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鋪路。

山崎的發言雖然表面上是在呼吁改革，實際上是借題發揮，為日本“入常”造勢。

這種外交技巧不僅難以掩蓋其歷史問題上的短板，也未能贏得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

日本為何在聯合國問題上如此積極？其背后隱藏的是對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長期追求。

但這一追求，卻始終繞不開歷史問題的掣肘。

自上世紀70年代起，日本在臺灣問題上始終采取模糊態度。

這種態度表面上是一種“平衡策略”，但實際上是為未來可能干涉臺海事務預留空間。

例如，在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本僅表示“理解和尊重”中國關于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而不是“承認”。

這種表述的差異，既是對美國戰略的呼應，也是日本希望在臺海問題上保持操作余地的體現。

高市早苗等日本政客近期的涉臺言論，實際上反映了日本試圖通過“存亡危機事態”這一概念。

這不僅是對臺灣問題的不負責任，也是對地區和平的嚴重威脅。

日本謀求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野心由來已久。

從上世紀90年代起，日本就開始通過增加聯合國會費、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等方式，為“入常”造勢。

近年來，日本更是聯合德國、印度、巴西組成“四國集團”，抱團推動安理會改革。

改革的核心問題不僅是增加席位，更在于常任理事國是否具備足夠的責任感和國際信任。

而在歷史問題上，日本的態度顯然無法讓國際社會信服。日本長期以來在歷史問題上采取回避態度。

無論是日本政界對《波茨坦公告》的弱化，還是高官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都在不斷削弱日本在國際社會中的道義形象。

這種態度不僅遭到中國、韓國、俄羅斯等國的強烈反對，也使得日本在推動聯合國改革時屢屢受挫。

例如，2005年日本提出的“入常”提案，就因為非洲聯盟的反對而失敗。

這一切都表明，日本在歷史問題上不徹底反省，就難以贏得國際社會的信任。

這場聯合國安理會上的中日交鋒，實際上是一場關于歷史和責任的較量。

中方的發言清楚地表明，臺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和國家底線，不容模糊和挑戰。

而日本試圖通過模糊政策干涉臺海事務，不僅違反國際法理，也會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核心是責任與信任。

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態度，恰恰暴露了其缺乏承擔國際責任的資格。

如果日本繼續回避歷史責任，試圖通過外交技巧實現“入常”，只會讓國際社會更加反感。

日本代表山崎和之試圖用“議事規則”和“安理會改革”轉移焦點。

但這種做法顯然無法掩蓋日本在臺灣問題和歷史問題上的短板。

國際社會對于日本的真實意圖心知肚明，不會輕易被其外交操作所迷惑。

如果日本真正希望在國際社會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就必須正視自己的歷史問題，并用實際行動贏得國際社會的信任。

正如傅聰在會上所言，“正視歷史，維護國際法理，才是實現和平與發展的正道。”

對于日本來說，這既是警告，也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