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赴粵任職，毛主席特地囑咐：不許向此人尋仇，他對黨有大恩

1949年10月12日夜，珠江口外海風勁吹，華南分局前敵指揮部的燈光一直亮到黎明。戰役正處收網階段，葉劍英盯著地圖，陳賡來回踱步，一封來自北京西苑飛機場的加急電報被送到案頭。電報末尾，毛澤東留下了一句極短的指示：“到廣州后，務必妥處莫雄。過去誤會，可一筆勾銷。”葉劍英看完，沉默片刻，只說了兩個字：“知道。”

誰是莫雄？在許多廣東干部的印象里，他是當年張發奎部的軍官，廣州起義血雨腥風的見證者之一；而在中共中央情報系統的密檔里，他卻是1934年向中革軍委遞上“鐵桶計劃”情報、挽救中央紅軍于覆亡邊緣的關鍵人物。幾個身份疊加在同一人身上，相當耐人尋味。

時間往前推二十二年。1927年12月11日拂曉，廣州起義爆發。葉劍英任軍事指揮部副總指揮，決戰三晝夜后起義失敗，他和葉挺易裝潛出，輾轉香港。鎮壓起義的，是張發奎部的粵軍旅，旅部參謀名冊上赫然有“莫雄”二字。葉、莫二人因此結下梁子，且在華南軍界流傳甚廣，人盡皆知。毛澤東此次提前打“預防針”，顯然是擔心舊怨影響統戰大局。

再把鏡頭切到1934年9月5日廬山牯嶺。蔣介石的保安司令部召開秘密軍事會議，決定對中央蘇區實施最后合圍，計劃名為“鐵桶”。莫雄此時任江西德安區專員兼保安剿共司令，他受邀列席。會上照例嚴密封場，連隨身衛兵都被擋在門外。蔣介石正中掛著一張大規模圍殲示意圖，據說足足攤開了二十多米。會議結束后，山道上霧氣濃重，莫雄騎馬下山，心里卻翻江倒海——若照此方案推進，紅軍無險可守。他清楚自己出手的風險，卻仍決定鋌而走險。

當晚，駐地油燈還沒點亮，莫雄已經把情況悉數告知身邊的聯絡員項與年。情報字數不多，卻要命。為了確保送到瑞金，項與年“自毀門面”——石頭砸掉門牙，換上補丁衣裳，扛著破碗混入難民隊伍。離開德安第三天，國民黨保安處就發出查緝電令，幸虧封鎖線密布的空檔口有限，項與年踩夠了泥，又在田埂里滾過三回，這才在第十二天見到周恩來。周恩來審閱情報后只說一句：“此情報價值連城。”

事實證明，那半個月的提前量支撐了中央紅軍西出策略。即便如此，湘江一役仍損失慘重。如果情報晚到十日，中央蘇區恐怕難見突圍曙光。李克農后來談起此事，聲音低沉：“那是一次在死亡線上搶時辰的競賽。”

抗戰全面爆發后，第二次國共合作成形，莫雄以粵軍中將身份率部移駐廣西，與新四軍情報人員密切互動。副司令黃桐華是中共地下黨員，會議室角落常能看到雙方交換筆記的小動作。其后開展“掃蕩”時，莫雄屢次“行動遲緩”，暗中放過游擊隊。保密局對此早有懷疑，1948年秋，暗殺令直接送達。莫雄被迫離開廣州，赴香港暫避。

1949年10月14日清晨，葉劍英、陳賡進駐廣州。電話線路剛恢復，葉劍英即刻手寫一封信，托港澳地下黨員帶到九龍。寥寥二百字，核心只有一句：“先生功在革命，速歸粵省，共議善后。”莫雄收信半日后起程，先乘小艇到中山，隨后轉卡車抵省府。二人握手時，葉劍英開門見山：“主席有令，任何舊賬到此了結，你我都不必再提。”莫雄淡淡答：“軍人聽令行事，無奈之舉，不究可也。”

然而，人際誤會并未隨一句話煙消云散。公安接管小組整理舊檔時，發現莫雄曾任“剿共司令”，立刻擬了拘押名單。幸好李克農獲報迅速叫停，文件在呈送簽字前被抽走，風波才算平息。有人不解，李克農僅回四字：“大恩不可忘。”

此后數年，莫雄擔任廣東省北江治安委員會主任、省參事室副主任、省政協副主席等職，始終無黨派，卻每逢情報干部下鄉調研，總能得到他不動聲色的協助。有意思的是，莫雄偶爾會打趣自己：“如今是政協副主席，當年卻差點當紅軍的催命符。”聽者發笑，他本人卻搖頭，說完就端茶不語，似在回味那場翻天覆地的歷史轉折。

1980年1月7日，莫雄病逝于廣州，享年八十九歲。訃告發出前夕，廣東省檔案館專門開箱，補錄了“鐵桶計劃”情報來龍去脈，將原隱藏卷宗歸檔公開。有人統計，他在黨外身份掩護下先后傳遞情報十五次，其中四次被中央軍委列入“甲類機密”。保密局直到1950年代清理舊案時才大致摸清脈絡，早已人去樓空。

對外公開的悼詞只有一句評價：“莫雄先生，革命事業中之知己。”言語不多，卻重若千鈞。這條不顯眼的訃告，連同毛澤東那句“他對黨有大恩”，至今仍被研究黨史的人反復引用。畢竟，有些關鍵節點，并不是任何一位臺前主角能獨力扭轉。有時恰恰是立場曖昧、進退維谷的“邊緣人”，在生死關頭交出決定性的一紙密報，歷史的齒輪因此偏轉數度。

葉劍英南下時放下仇怨，毛澤東架起橋梁，李克農做成保全，三人各司其職，才有了后來廣府政局的順暢銜接。試想一下，如果那道指示稍縱即逝，舊恨重燃，莫雄再遭不測，華南地區的統戰工作與地方安置恐怕多出許多波折。正因為如此，當年那封加急電報不僅是個人恩怨的結點，更是一場策略層面的周全考量。歷史往往在細節處暗藏玄機，這一回，無非是人情賬與國家賬巧妙疊合，演繹出一段少為人知的深藏功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