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7日凌晨,秦城監獄燈火未熄,看守押著“特別犯人”江青步入審查室。這一天,距離毛澤東逝世整整一個月。她抬頭掃了眼墻上的時鐘,神情麻木而冷峻。
幾分鐘后,記錄員聽見她喃喃一句:“我沒什么遺憾。”聲音不高,卻透著倔強。又一句隨后冒出:“該做的,都做完了。”拘押生活由此開場。
江青何以敢言“無憾”?得從1934年的上海影都說起。那年,她仍叫藍蘋,燈光下唱戲拍片,男女糾葛鬧得滿城風雨。影評人只留一句評語——“漂亮,卻不安分”。
日軍炮火逼近,舞臺暗淡。1937年底,她輾轉抵達延安中央黨校。康生見到同鄉笑道:“老鄉,革命需要人才。”這句話,給她保留了一張通往權力中心的門票。
演一出好戲,是她的看家本領。《打漁殺家》在延安上演時,她把桂英唱到撕心裂肺。臺下的毛澤東連連鼓掌。幕間,她沖到后臺卸妝,又遞手帕又遞笑容,精準搶鏡。
之后的課堂,她總選第一排。衣領熨得筆挺,發帶鮮亮。照片塞進毛主席的筆記本,成了無聲的自薦。烈日難遺,江青仍披緞面披肩,只為格外醒目。
1940年秋,兩人婚訊傳出,組織特批“不得干預政治”,伏筆由此埋下。建國初年,江青暫時收斂,織毛衣做湘菜,“好妻子”角色維持十余年。
1950年代末,形勢驟變。大躍進余波未平,她捕捉到契機,頻頻現身文藝座談會,挑剔樣板戲腳本。有人背地咬牙,卻無可奈何。
1961年廬山合影配詩“無限風光在險峰”,外界讀出浪漫,她讀出的卻是尚方寶劍。憑借詩與照片,她重返聚光燈。
真正推門而入的,是林彪的助攻。1966年,她主動登門:“首長,軍隊的文藝工作該插隊了。”林彪回應:“你政治感很強。”一句話,換來“全軍文化顧問”頭銜,行政級別跳升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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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握在手,便不再松。她審劇、審報紙,甚至過問演習口號。“樣板戲要上天安門”,成為不可質疑的命令。被批導演私下感嘆:“她盯我像盯鏡頭,一秒不放。”
高峰與深淵相鄰。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安全局迅速隔離江青。十月清晨,她被押上吉普車。“去哪?”江青低聲發問。警衛冷冷回應:“組織有安排。”短短一句,宣告另一場風暴。
審訊時,她情緒翻飛。1980年法庭,她對公訴人大喊:“材料不全,再找!”得知“四人幫”排名自己僅第三,她猛然起身:“我才該排第一!”
死緩執行期間,她三次自殺未遂。筷子插喉、襪子成繩、頭撞墻,無一成功。更尷尬的,是偷藏肉包被當場喝止,尊嚴崩塌。
1983年1月,刑期改為無期,她仍抗命。墻上出現粉筆字:“不怕殺頭。”看守責令擦除,她冷笑不語。寫給昔日同僚的信只有寥寥數語:“還會再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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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5月14日清晨,北京西山寓所傳來消息——江青自縊身亡。外界議論紛然,有人嘆其凄涼,有人罵其固執。然而那句“我已完成要做的事”,依舊釘在卷宗深處。
從上海銀幕到延安窯洞,從樣板舞臺到法庭囚籠,她的軌跡是一條傾斜的斜線。野心讓她爬升,亦讓她墜落。成敗自負,遺憾與否,無從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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