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入獄后拒不服從，對看守說：我沒什么遺憾，我完成了要做的事

1976年10月7日凌晨，秦城監獄燈火未熄，看守押著“特別犯人”江青步入審查室。這一天，距離毛澤東逝世整整一個月。她抬頭掃了眼墻上的時鐘，神情麻木而冷峻。

幾分鐘后，記錄員聽見她喃喃一句：“我沒什么遺憾。”聲音不高，卻透著倔強。又一句隨后冒出：“該做的，都做完了。”拘押生活由此開場。

江青何以敢言“無憾”？得從1934年的上海影都說起。那年，她仍叫藍蘋，燈光下唱戲拍片，男女糾葛鬧得滿城風雨。影評人只留一句評語——“漂亮，卻不安分”。

日軍炮火逼近，舞臺暗淡。1937年底，她輾轉抵達延安中央黨校。康生見到同鄉笑道：“老鄉，革命需要人才。”這句話，給她保留了一張通往權力中心的門票。

演一出好戲，是她的看家本領。《打漁殺家》在延安上演時，她把桂英唱到撕心裂肺。臺下的毛澤東連連鼓掌。幕間，她沖到后臺卸妝，又遞手帕又遞笑容，精準搶鏡。

之后的課堂，她總選第一排。衣領熨得筆挺，發帶鮮亮。照片塞進毛主席的筆記本，成了無聲的自薦。烈日難遺，江青仍披緞面披肩，只為格外醒目。

1940年秋，兩人婚訊傳出，組織特批“不得干預政治”，伏筆由此埋下。建國初年，江青暫時收斂，織毛衣做湘菜，“好妻子”角色維持十余年。

1950年代末，形勢驟變。大躍進余波未平，她捕捉到契機，頻頻現身文藝座談會，挑剔樣板戲腳本。有人背地咬牙，卻無可奈何。

1961年廬山合影配詩“無限風光在險峰”，外界讀出浪漫，她讀出的卻是尚方寶劍。憑借詩與照片，她重返聚光燈。

真正推門而入的，是林彪的助攻。1966年，她主動登門：“首長，軍隊的文藝工作該插隊了。”林彪回應：“你政治感很強。”一句話，換來“全軍文化顧問”頭銜，行政級別跳升四級。

權力握在手，便不再松。她審劇、審報紙，甚至過問演習口號。“樣板戲要上天安門”，成為不可質疑的命令。被批導演私下感嘆：“她盯我像盯鏡頭，一秒不放。”

高峰與深淵相鄰。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安全局迅速隔離江青。十月清晨，她被押上吉普車。“去哪？”江青低聲發問。警衛冷冷回應：“組織有安排。”短短一句，宣告另一場風暴。

審訊時，她情緒翻飛。1980年法庭，她對公訴人大喊：“材料不全，再找！”得知“四人幫”排名自己僅第三，她猛然起身：“我才該排第一！”

死緩執行期間，她三次自殺未遂。筷子插喉、襪子成繩、頭撞墻，無一成功。更尷尬的，是偷藏肉包被當場喝止，尊嚴崩塌。

1983年1月，刑期改為無期，她仍抗命。墻上出現粉筆字：“不怕殺頭。”看守責令擦除，她冷笑不語。寫給昔日同僚的信只有寥寥數語：“還會再見的。”

1991年5月14日清晨，北京西山寓所傳來消息——江青自縊身亡。外界議論紛然，有人嘆其凄涼，有人罵其固執。然而那句“我已完成要做的事”，依舊釘在卷宗深處。

從上海銀幕到延安窯洞，從樣板舞臺到法庭囚籠，她的軌跡是一條傾斜的斜線。野心讓她爬升，亦讓她墜落。成敗自負，遺憾與否，無從再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