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歲大漢奸張景惠被抓，問他幾個老婆，他掰扯著手指頭數不明白

1955年的撫順戰犯管理所，一位牙掉光了、嘴里嚼著軟糕的老頭，面對賀龍元帥和聶榮臻的提問，張口便唱起了《東方紅》，聲音洪亮，精神十足。

可誰也不會想到，這個八十四歲的“精神矍鑠”之人，十年前被蘇軍逮捕時，連自己有幾個老婆都數不清了。

他掰著指頭反復念叨：“兩個？三個？好像是三個……”

這個老糊涂，不是別人，正是偽滿洲國最后一任國務總理、大漢奸，張景惠。

從賣豆腐的小匠人，到東北軍閥的軍師，再到日本人的傀儡總理，他是真的糊涂嗎？他又為什么這么做？

光緒年間，奉天八角臺街角那間不起眼的豆腐坊，磨盤吱呀作響，張景惠正搖著磨盤。

沒人會想到，眼前這個滿身豆渣的“張四”，日后會坐上偽滿洲國國務總理的位子，成為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糊涂權臣”。

張景惠的家境不算好，從小便隨父親靠磨豆腐維生。

這份清苦的營生，他干了十幾年，雖說能填飽肚子，但若問日子好不好過，怕是只有張景惠自己才曉得那種從骨頭縫里滲出來的不甘心。

他心氣高，年少時雖然識字不多，卻極愛湊熱鬧。

酒館、賭坊、街頭吵架處，總少不了他的身影。

到二十出頭時，他已經不再安于磨豆腐的日子，他開始拉人手、辦團練，組織所謂的“自衛團”，其實就是地方武裝，干的是收保護費、保鄉護院的營生。

那年頭，東北匪患橫行，朝廷官兵不過是擺設，地方百姓更愿意信那些手里真有槍的人。

張景惠趁勢而起，把八角臺打理得井井有條，地痞不敢鬧，商戶按月交錢，他人狠話少，心眼極多。

就在這時，一個人的到來，徹底改變了張景惠的命運。

那是1901年，一隊人馬氣喘吁吁地闖進鎮里，帶頭的是個二十幾歲的小伙子，背后一口長刀，眼里滿是狼性。

這人不是別人，正是剛在黑山落敗、被金壽山打得七零八落的張作霖，他帶著十幾名殘兵敗將，一路潰逃，眼看就要無處藏身。

按照規矩，外來武裝進鎮，是要被鎮上團練清除的。

可張景惠卻破天荒地主動請這伙人到自己家中吃飯喝酒，還在席間喊出一句讓所有人都傻眼的話：

“張老弟，從今天起，你是咱八角臺的當家，我張景惠，退位做二當家！”

有人說他瘋了，可實際上，他這步棋下得極深。

他早已看出，張作霖不是尋常的亡命之徒，那眼神、那氣場，是個能翻天的人。相比自己這點地盤、這百十號人馬，不過是一口淺塘。

他寧愿做副手，也不愿在小池塘里泡一輩子泥鰍。

這一讓，果然換來了張作霖的感激與信任，兩人當場歃血為盟，稱兄道弟。

張作霖帶著張景惠這批地頭蛇，逐漸東山再起，吞并周邊匪團，實力一天天壯大。

而張景惠呢？從前是豆腐匠出身，雖有膽識，卻終究是個莽漢，可在張作霖麾下，他開始顯露出另一副面孔。

他少言寡語，卻會看人，張作霖越是得勢，越是離不開這個出謀劃策的“張四爺”。

有人說張景惠是“糊涂人”，張作霖是“聰明鬼”。但后來人更清楚，這個“糊涂人”，其實是最清醒的。

辛亥年間，清王朝風雨飄搖，革命之火自南而起，北上燃至東北。

奉天總督趙爾巽坐在總督府內焦頭爛額，局勢兇險，他卻不敢輕舉妄動。

這時的張景惠，還在奉天講武堂“掛名進修”，外表一副粗人模樣，連“兵法”都念不通順，卻敏銳地察覺到了即將風云突變的機會。

他不動聲色，暗地里給張作霖送了一封密電：“速率兵進城，護督救變。”

張作霖會意，帶兵進入奉天城，旗號是“勤王”，實則趁勢奪權。

趙爾巽怎知“救命稻草”竟是自己命運的終結者，他滿心感激地向張作霖致謝，卻沒想到，身邊的實權早已在悄無聲息中旁落。

這只是開始，緊接著，中央政府派來“欽差大臣”段芝貴，明面上是監軍、調和局勢，實則意圖奪張作霖兵權，把奉系重新納入中央掌控。

張作霖警覺，但不敢輕舉妄動，畢竟朝廷之命不可違，就在這進退兩難之際，張景惠再次顯出狐貍本色。

他勸張作霖以柔克剛，先穩住段芝貴，讓他誤以為奉系擁護帝制，并引導其表態支持袁世凱稱帝。

表面上，這是“對中央的忠誠”，實則是誘敵深入之計。

張景惠又暗中聯絡奉系內部另一員猛將馮德麟，讓其高調“反對帝制”，甚至假意集結兵馬圍攻奉天，逼得段芝貴如坐針氈。

到了關鍵時刻，張作霖“苦著臉”對段芝貴說：

“我也難啊，弟兄們全反對帝制，我實在保不了你，不如你還是回北京吧。”

段芝貴被逼得只得倉皇登車，張作霖還“好心”派兵護送，可列車剛駛出奉天，張作霖就命馮德麟在溝幫子設伏，強行扣押段芝貴，并將他打成“復辟帝制的罪魁”。

段芝貴這才意識到，自己從頭到尾都是一枚被操控的棋子。

這是一種護身術，一種迷惑敵人的偽裝術。

他知道自己若鋒芒畢露，遲早會引火上身，但若藏在張作霖身后，卻能長久穩坐幕后之位。

偽滿洲國的總理位置，就像一把軟塌塌的椅子，看似高高在上，實則搖搖欲墜。

鄭孝胥坐了不到一年便被趕下臺，后繼者一個個換得比翻書還快，可唯獨有一個人，從1935年起穩穩當當坐了十多年，直至日本投降。

他就是“豆腐匠總理”張景惠。

別人是在做官，他是在演戲，別人是在爭權，他是在練功。

他的長袖善舞，不靠筆桿子，也不靠槍桿子，而是靠著一招從青年時就練就的“裝傻術”。

日本人最怕的，不是槍響，是人精。

而張景惠這人，倒好，一臉木訥，腦袋一點就是三，不論多荒唐的政策，不論多喪權辱國的決定，他都是一句：

“顧問說怎么辦，就怎么辦。”

就這樣，張景惠成了日本人眼中的“理想傀儡”。

他從不發表個人意見，會議上幾乎不開口，等日本顧問定了調，他便第一個點頭表態。

張景惠總是一副“我就是這么實誠”的樣子，把“馴順”演成了“天性”。

可這位“聽話”的張總理，真的什么都不懂？真的沒有主見嗎？

不，他只是更懂得如何在亂世中保命、保位、保小命，然后去茍活。

對外，他是最聽話的“狗官”，對內，他卻把偽滿的那一攤爛賬打理得滴水不漏。

財政緊張？他立刻出臺《鴉片法》，公開允許種罌粟、販毒，甚至規定鴉片批發人要有10萬資產，零售人也需有不動產擔保，將毒品合法化，用民眾的生命換來日本的滿意。

更令人發指的是，他竟親自下令開辦“慰安設施”，為侵略者提供“服務”。

這份卑劣和殘忍，不可能是一個真糊涂的老頭能設計出來的，而是一個極其清醒的投機者才能算出的“穩定收益”。

在日本看來，這就是他們要的，頂頂的“沒骨頭”。

可一到了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局勢突變。

溥儀逃跑之前把政權甩給了張景惠，還叮囑他“想辦法聯絡蔣介石政府，看能不能自保”。

張景惠立馬轉換角色，打電報、組建“治安維持會”，想趁蘇軍未至，把自己包裝成“東北和平過渡使者”，再一次試圖用嘴皮子保住權力。

但這一次，他的算盤打錯了。

蘇聯紅軍進駐長春時，他被一隊蘇軍士兵從總理府里揪了出來。

當審訊室的燈光亮起，滿臉褶皺的張景惠縮在椅子上，雙手發抖。

蘇軍軍官翻著筆記：

“張景惠，偽滿洲國總理，溥儀現下落不明，長春日軍動向不明，請說明情況。”

張景惠搔搔頭，眼神飄忽：“不知道啊……我就是個賣豆腐的，什么都不知道。”

蘇軍官怒了：“你是總理，你連溥儀去哪都不知道？”

張景惠急得滿臉漲紅：“他病了……后來走了，誰也沒告訴我……”

“那長春有多少日軍？部署在哪？”

“我……我年紀大，記性不好……”

軍官咬牙切齒地盯著他，最后問：“那你有幾個老婆？”

張景惠抬頭，皺著眉，掰起手指頭，一本正經地念：

“三個？兩個……不對，好像是三個……”

蘇軍軍官聽得直皺眉頭，心中怒火翻涌，你要真是個鄉下糊涂人，怎會坐到偽滿總理的位子？怎會在東京大東亞會議上替日本人搖旗吶喊？

可面對這個張嘴就“糊涂”的老人，軍官們又氣又無奈。

一場場審訊下來，蘇軍手中的資料一頁頁厚了起來，可關鍵信息卻沒多幾個字。最終，失望的蘇軍決定將他交還中方處理。

1950年，張景惠被移交，關押進了撫順戰犯管理所。

因為他年紀實在太大，牙齒脫光，戰犯所只能特批給他做了一副假牙，吃飯只能是軟粥軟飯，依舊是一副有些糊涂的樣子。

可就是這樣一個“糊涂老頭”，在1955年迎來了一次極不尋常的會面。

那年，賀龍和聶榮臻兩位元帥到撫順管理所視察改造情況。

走進張景惠所在病房時，二人本無意多看，可張景惠卻立刻站得筆直，啪地一個立正，敬了個軍禮。

賀龍掃了他一眼，問道：“聽說你改造得不錯，還會唱《東方紅》，真的假的？”

張景惠微微一笑，抬頭挺胸，張口便唱：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聲音洪亮，字正腔圓，毫無含糊，賀龍愣住了，聶榮臻也面露詫異，他們沒有說什么，只是點點頭，轉身離開。

等他們走后，看守問張景惠：

“你不是記性不好嗎？連老婆幾個都數不清，怎么歌詞一字不差？”

張景惠嘿嘿一笑，摸著腦袋說：“這個歌我天天練的嘛，得跟上時代。”

他嘴上含糊其辭，眼里卻精光一閃。

他到底有沒有悔改？這成了一個謎。

在后來的日子里，張景惠繼續他的“豆腐匠人生”，他每天按時出操，慢吞吞地掃地、打水、記學習筆記。

抄寫標語時，別人寫“牢記歷史、痛改前非”，他寫的是“豆腐好吃要適量，做人不能太貪心。”

他像極了一個失去了記憶的老頭，時而清醒，時而迷糊。

有時候，看守問他：“你后悔嗎？”

他沉默半天，只說一句：“后悔也沒用。”再問多，他便不再出聲。

1959年，張景惠在撫順戰犯所病死，88歲。

他的死，沒有驚動世人，可他留下的，卻是一段沾滿血和屈辱的歷史。

他幫著侵略者掠奪資源，推廣鴉片，坑害同胞，助紂為虐，聲名狼藉。

盡管他靠“裝傻”逃過了審訊，靠“聽話”換來了假牙和軟糕，可歷史不會忘記，他是站在人民對立面的漢奸。

浮浮沉沉幾十年，到頭來，不過是個被人唾棄的名字，被永遠寫在恥辱的篇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