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是不是真心起義，他晚年寫回憶錄，四個字透露其內心真實寫照

1959年初冬，北京功德林管理所陰風凜冽。沈醉面對鐵窗外的枯枝，忽然低聲道：“活下去，先活下去。”這句幾乎被獄友當成自言自語的話，準確折射了他十年間的心理刻度。從云南昆明的盧公館到功德林的囚室，時間不過一個甲子的一半，卻讓這位軍統干將經歷了截然不同的兩種身份：昔日“少帥”，今日“戰犯”。

倒回去看，1948年5月沈醉攜眷移駐昆明，本意是借盧漢的地盤喘口氣。毛人鳳對他疑心日重，“調到云南就別回南京”成了赤裸裸的暗示。沈醉心知肚明，卻仍幻想憑滇南山川與大陸新局周旋。可惜局勢滾滾，他那套“滇南固守、等待國際變局”的算盤只是紙上談兵。

1949年8月，重慶西南軍政會議上看不見盧漢的身影，蔣介石急得咬牙，卻又得給云南送去百萬元銀元。與此同時，昆明城里沈醉發動“九九整肅”，大批進步人士被捕。表面鐵腕，實際是向重慶示忠。然而盧漢遲遲不肯動刀，連“名單”都壓在抽屜里，這讓沈醉察覺到上峰與下屬的溫差：省主席在找退路，局座仍逼屬下硬撐。

同年12月9日午后，盧漢突然封鎖巫家壩機場。一道晚宴請柬遞到沈宅，沈醉正猶豫要不要跟徐遠舉一起“拉機”飛臺北。軍統老友催他走，他卻惦念方才到手的“云南游擊中將總司令”任命——一旦逃離，頭銜便成廢紙。猶豫四小時，改寫一生。夜色中，他空著槍套踏進盧公館，再出來時已是“被看押人員”。

次晨，李彌、余程萬、周養浩等十余人被推進同一間會客室。眾目睽睽下，起義通電放在桌上。眾人面面相覷。李彌低聲罵了一句，“形勢比人強。”沈醉沒吭聲，提筆寫下名字。幾分鐘后，他又草擬命令，讓埋伏在鳳儀、保山的特務繳械。“想活，別硬頂。”這句他對部下的勸告，后來被當作“配合起義”的關鍵證據。

城外局面卻不平靜。二十六軍和第八軍炮聲逼近昆明。李彌、余程萬假意寫信“勸部隊停火”，實際上暗通消息準備突圍。12月17日兩人成功脫身，昆明警報再起。沈醉留在原地，只能苦笑。那場結義兄弟會，從頭到尾像一出缺導演的戲，各自散場。

1956年特赦條例頒布，他隨首批戰犯走出監區。1979年，中央徹查云南起義檔案，沈醉在通電上的簽名、勸降令一并被認定有效。1980年，《特赦通知書》撤銷，改發“起義將領”證明。消息抵達重慶南山療養院，他翻了翻信封又放下，說道：“留特赦令就夠了。”隨后在《自述》中寫下四字——“被迫起義”。用詞尖利，毫不遮掩。

很多研究者據此斷言：他從未真正脫胎換骨。但也有人指出，他至少阻止了昆明城一場可能的血戰。真相或許介于兩端：既非赤膽忠心，也非鐵石頑抗，而是典型的“保身保家”邏輯。不得不說，這種現實主義抉擇在1949年的西南角落并不少見。

1982年4月，趙秉鈺依靠沈醉證明信，被定為投誠人員。兩位舊日同袍，在政治身份上再次聯結，卻已無昔日鋒芒。沈醉晚年體弱，常對友人擺手：“那些事，翻篇吧。”話音平淡，背后卻藏著對個人命運的無力嘆息。

“被迫起義”四字如鏡，一面映出舊軍統特務的條件反射，一面折射出新政權處置戰犯的策略：凡有助和平者，可用起義名義安置。熟悉檔案的人都清楚，如果沒有那封勸降電文，沈醉大概率與另一些頑固分子同列；如果沒有那張特赦令，他也不會在79歲仍被允許自由寫作。

沈醉是否真心，其實早被歷史打分。他在危急時刻放下武器，換來昆明較少的傷亡；他在隨后的十年里反復寫材料求生存，也保住了家人的安全。動機復雜，卻改變了若干人的生死。這就是那四字背后的冷峻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