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中逃離天津是對是錯？史料中沒有答案，按常理推斷出兩個問題

從1950年開始，原軍統臨澧特訓班一大隊二中隊指導員兼電訊教官、保密局天津站站長吳敬中就變成了“隱形人”，就連1964年12月澳門秘密回歸的原軍統臨澧特訓班總教官、軍統局行動處處長、“國防部情報局（就是原來的保密局）”澳門組少將組長程一鳴，在寫《軍統特務組織真相》的時候，也沒有說吳敬中在香港做什么“生意”。

我們細看沈醉回憶錄就會發現程一鳴跟吳敬中（原名吳景中）關系極為密切：他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是同學，又同在軍統臨澧特訓班“任教”，程一鳴從軍統西北區區長調任局本部行動處長，繼任者也是吳敬中。

史料中的吳敬中離開天津不是執行“海峽計劃”而是逃離，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長李俊才，在《國民黨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務組織黑幕》中介紹了吳敬中離開天津前后發生的怪事：1948年12月14日，吳敬中借著送保密局中將設計委員、華北軍政督察組組長李廣和回南京的機會，上了飛機就沒下來，直到12月22日，毛人鳳才給時任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少將副處長（代處長）的李俊才發電報，任命他為保密局天津站站長，并命令他將老吳“就地予以扣押嚴懲”。

毛人鳳這明顯是在放馬后炮，因為吳敬中到南京已經八天了，在天津將其扣押，那豈不是一個大笑話？

了解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諜戰史的讀者諸君自然知道，當年保密局的密電碼早已被我方掌握，毛人鳳給李俊才發電報，我方也是掌握的——局長抓站長，那也是重要情報。

因為是“工作電報”，所以用的應該是通用密碼，而且是給稽查處發報，所以破譯起來并不困難，更何況天津解放后，李俊才還帶著四個潛伏小組到軍管會自首了，所以“吳敬中被捕”這件事，我方必然完全“知情”。

不管李俊才是不是《潛伏》中李涯的歷史原型，毛人鳳讓他留下來“潛伏”，都是一種變相的拋棄：不管他是處長還是站長，在天津的“熟人”都不少，這樣的人潛伏，就等于把一頭狼扔進人群，是很容易被認出來的。

一般來說，潛伏者都應該不引人矚目，最好是沒有多少人知道其真實身份，像吳敬中、李俊才這樣的“重量級”特務，我方可能早就存下了他們的照片，即使沒有照片，也能根據其部下的描述畫影圖形，潛伏就等于被捉。

如果吳敬中不尋機開溜，毛人鳳是一定要讓他就地潛伏的，這一點原軍統（保密局）總務處長、云南站站長沈醉十分清楚：像吳敬中那樣的“叛徒”，毛人鳳是一定不會讓他撤往臺灣的。

戴笠和毛人鳳對叛徒只是利用，信任是一點都沒有的，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練就發號施令本領》中回憶：“有一次，戴笠發現有一個總值日官是共產黨的叛徒，那位總值日官忙于指揮內勤特務進防空洞和指揮警衛連與勤雜兵搬運公文箱等。他便把我拉到一邊，悄悄地責備我，為什么把發號施令與調動衛兵的權力都交給這些叛徒？”

那位當總值日官的“叛徒（之所以加引號，是因為他可能不是真叛變，大家即使僅看本文，也能猜出他是誰）”是一位處長，而按當年軍統局本部的規定，處級干部要輪流當總值日官，戴笠一看這位“叛徒”已經成了有當總值日官的資格，就把規矩改了，總值日官只讓沈醉一個人來當，而且不許輪換，為了讓沈醉接下這樁苦差事，戴笠還專門把沈醉叫到家里吃了一頓飯：“軍統局這份家業是他的事業的基礎本錢，如果讓叛徒利用當總值日時的權力，搞一次暴動，便一切都完了。他與蔣老先生一樣，總認為叛徒能叛共產黨，也能叛他。他再三告誡我，要十分警惕，并強迫我一定要長期兼任總值日，不準換人。”

沈醉在軍統沒白當總值日官，到了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他成了所有戰犯同學的領操員和喊操員，“指揮”一百多個將軍出操（老弱病殘者不出操），沈醉覺得很是風光。

沈醉在戰犯管理所多一百多個將軍“發號施令”美滋滋，吳敬中要是不離開天津，自首后也得進戰犯管理所，他的繼任者李俊才雖然只當了沒幾天天津站站長，最后也進去了，并直到1966年4月16日才第六批特赦——能趕上那批特赦，李俊才已經算幸運的了，其他“特務同行”如周養浩、陳旭東（可能就是《滲透》中陳明的歷史原型）等人，是1975年才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

吳敬中不管是被捉還是自首，進戰犯管理所學習改造是免不了的，除非他像程一鳴一樣，還有另外一層身份。

吳敬中按正常程序是走不出天津的，因為毛人鳳已經決心把叛徒都甩掉了，而且還洋洋得意地跟沈醉顯擺過自己的“高明”：“這些叛徒能利用的地方已利用得差不多了，去到臺灣人地生疏，起不了什么大作用。臺灣地方小，也不需要用這么多人，去了只有增加負擔，丟下來的好處卻大得很?！?/strong>

看李俊才和沈醉的回憶文章，我們不難發現吳敬中屬于“臨陣脫逃”，但奇怪的是毛人鳳在事發八天后才發電報給天津，而不是在南京將吳敬中就地逮捕，讓人不能不懷疑那封電報就是一顆煙霧彈：據說吳敬中在小蔣擔保下獲釋并開除軍籍（保密局全稱“國防部保密局”，在編特務都是有軍籍和軍銜的），然后就去香港經商了——少將特務變成了商人，這是不是更方便他在香港從事諜報工作？

史料中找不到關于吳敬中的片言只字，所以我們很難說他逃離天津是對還是錯，但是依常理推斷，他不管是真叛徒還是假叛變，一走了之才是明智的選擇。

如果吳敬中是純粹的真叛徒，他不自己想辦法是絕對不可能離開天津的，毛人鳳的狠毒，吳敬中是知道的，沈醉也會向老朋友（沈醉在回憶錄中多次稱吳敬中為“要好的朋友”、“老同事”）通報毛人鳳的打算：“如果這些人沒有被殺而又重新得到共產黨的信任給予工作，那便證明他們在許多問題上有了隱瞞。那時我們再派人去找他們聯系，如果不肯干的話，便可以威脅他們，寧可同歸于盡。”

吳敬中就是想隱姓埋名過安生日子而不當特務，毛人鳳也會讓人“舉報”他，這樣保密局就又省了一筆經費和薪水，所以依常理推斷，吳敬中不得不走：吳敬中跟鄭介民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跟毛人鳳不是一個派系，毛人鳳讓吳敬中“暴露”，也能順手坑一下鄭介民，讓老吳去跟“劉安國（中將特務文強）”作伴。

如果吳敬中已經死心塌地追隨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另一個同學蔣建豐，那么他“逃離天津被開除軍籍”就可能是一條苦肉計，如果沒有類似“海峽計劃”的陰謀，小蔣不可能放下身段去為吳敬中擔保。

換一個角度來看，如果吳敬中是假叛變真潛伏，那他也還是離開天津為好：天津解放后吳敬中公開潛伏者身份，遠不如繼續潛伏在保密局的作用大，如果能混到小蔣身邊，那么他就可能跟吳石將軍一樣，獲得更有價值的情報，而且作為職業特工，吳敬中可能會隱藏得更好。

我們依據常理推斷，都會覺得吳敬中不管真實身份是什么，走了都比不走強，但這樣推理之后，也給讀者諸君留下了兩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或許只有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才能準確回答。

問題一：吳敬中在1950年之后變成“隱形人”，他不可能只做一個普通商人，因為商人也會人過留名雁過留聲，吳敬中“徹底消失”，到底是在為哪方面做怎樣的工作？

問題二：如果吳敬中一時猶豫錯過最后一班飛機而留在天津，被捉是必然的，被捉后的吳敬中進了戰犯管理所，哪一年能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