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名女子涉賣淫，年齡19歲到54歲， 拘捕畫面曝光

23名女子涉賣淫，年齡19歲到54歲， 拘捕畫面曝光

23名內地女子涉港跨境賣淫被捕：除了譴責，我們更該看見什么？

香港警方近期搗毀跨境賣淫集團的消息，隨著拘捕畫面的曝光引發廣泛熱議。23名年齡介于19至54歲的內地籍女子被當場抓獲，她們涉嫌違反逗留條件，在犯罪集團的操控下，通過社交平臺招攬顧客，在酒店完成性交易，每次收費400至1200港元，整個集團每月營業額可達20萬港元。行動中，警方還檢獲了避孕套、潤滑劑等涉案證物，1名集團骨干因“依靠他人賣淫收入為生”被捕，面臨最高10年的監禁。警方強調將持續打擊此類有組織犯罪，維護社會治安的表態，更凸顯了跨境賣淫問題的復雜性與治理難度。

輿論場上，關于這起案件的討論迅速升溫。不少聲音帶著道德批判的口吻，將這些女子的行為簡單歸結為“好逸惡勞”“道德敗壞”，認為她們理應承擔法律與道德的雙重懲罰。不可否認，從法律層面而言，這些女子違反香港逗留條例參與性交易，確實觸碰了法律紅線，犯罪集團的運作更是嚴重擾亂了社會治安，理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如果僅僅停留在道德譴責的層面，卻很難觸及問題的核心——是什么讓不同年齡段的女性跨越邊境，卷入這樣一條充滿風險的產業鏈？這條跨境賣淫鏈條的背后，又藏著哪些社會治理的漏洞與個體生存的困境？

首先需要正視的是，跨境賣淫早已形成一套成熟的產業鏈條，而個體在其中往往是被操控、被剝削的對象，而非單純的“主動作惡者”。從香港警方披露的信息來看，這起案件并非零散的個體行為，而是有組織的集團運作：犯罪集團負責通過社交平臺精準招攬顧客，統一安排性工作者入住酒店，制定收費標準并掌控收入分配。這種模式與其他地區曝光的跨境賣淫案件如出一轍，此前日本媒體曾報道，當地不少跨境賣淫集團會通過專門渠道招募女性，將其送往海外，全程監控生活與工作，所謂的“高收入”不過是誘餌，大部分收入最終都流入集團手中。

回到這起香港案件，23名女子年齡跨度極大，從19歲的年輕女孩到54歲的中年女性，不同年齡段的背后，或許是各自不同的生存困境。19歲的年紀本應是追逐夢想、積累人生經驗的階段，為何會選擇跨境參與性交易？是被“賺快錢”的誘餌迷惑，還是遭遇了經濟窘迫、家庭變故等現實壓力？而54歲的中年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本就處于弱勢地位，或許是為了贍養老人、撫養子女，或是承擔家庭債務，才被迫走上這條道路。這些可能存在的隱情，恰恰是道德批判容易忽略的部分。就像香港此前破獲的一起未成年賣淫案中，不少受害者是被同齡人以“輕松賺快錢”誘騙入局，直到進入交易環節才發現無法脫身，她們既是違法者，也是被剝削的受害者。

“賺快錢”的誘惑，是跨境賣淫產業鏈能夠持續運轉的重要推手。在消費主義盛行的當下，“精致生活”“即時滿足”的觀念不斷沖擊著人們的價值觀，對于部分經濟條件不佳、缺乏一技之長的女性而言，“每次400至1200港元”的收入，看似是擺脫困境的捷徑。尤其是在跨境流動的背景下，信息不對稱讓她們對香港的法律風險、集團的剝削本質缺乏清晰認知，很容易被“快速致富”的幻象所裹挾。但現實往往是殘酷的，她們不僅要承擔法律風險，還要面對人身安全的威脅——在封閉的交易環境中，可能遭遇暴力侵害、疾病傳播等問題，而一旦被警方抓獲，留下的案底更會成為人生的污點，影響后續的生活與發展。

更值得深思的是，跨境賣淫案件的頻發，也暴露了性別平等與社會支持體系的不足。在就業市場上，女性尤其是中年女性、低技能女性，往往面臨著更多的歧視與限制，就業選擇狹窄、收入水平偏低。當生活壓力與就業困境疊加，部分女性就容易成為跨境賣淫集團的目標。此外，社會對這類群體的包容度不足，一旦出現相關案件，往往是簡單的譴責而非理性的疏導與幫助，導致不少人在犯錯后難以回歸正常生活，甚至陷入“違法—被處罰—再違法”的惡性循環。

從治理層面來看，跨境賣淫之所以難以根治，核心在于其具有高度的隱蔽性與跨境流動性。犯罪集團利用社交平臺進行線上招攬，交易地點選擇在流動性強的酒店，交易對象分散且隱蔽，給警方偵查帶來了極大難度。同時，香港與內地在法律體系、執法流程上存在差異，跨境協作需要跨越諸多障礙，這也為犯罪集團提供了可乘之機。此次香港警方的行動雖然成功搗毀了一個犯罪集團，但要從根本上遏制此類行為，還需要兩地加強執法協作，建立信息共享、聯合打擊的長效機制。

但打擊并非唯一的解決路徑，單純的嚴懲往往難以消除滋生犯罪的土壤。就像清水葵在研究日本跨境賣淫問題時提出的，打擊嫖客與關心受害者必須并行，沒有需求，犯罪流水線就無從運行；沒有關懷，受害者只能承受更多傷害。對于這起案件中的23名女子，除了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更應該關注她們背后的生存困境，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就業培訓、心理疏導等后續支持，幫助她們擺脫犯罪集團的控制，重新回歸社會。對于潛在的風險群體，則需要加強法治宣傳與價值觀引導，讓她們認清“賺快錢”背后的陷阱，樹立正確的擇業觀。

社會輿論也需要摒棄“受害者有罪論”的偏見，理性看待此類案件。我們不能忽視法律的底線，更不能忽視個體生存的無奈。將所有責任都推給參與其中的女性，而忽視犯罪集團的操控、就業市場的不公、社會支持的缺失等深層問題，顯然是片面的。真正的社會進步，不是對弱者的苛責，而是對困境的正視與幫扶，是通過完善制度、優化環境，讓每個人都能通過正當途徑實現生存與發展，不必依賴違法手段博取生計。

此外，社交平臺也應當承擔起相應的監管責任。犯罪集團能夠順利招攬顧客，離不開社交平臺的傳播渠道。平臺方需要加強對不良信息的篩查與清理，建立健全違法信息舉報機制，從源頭切斷犯罪集團的招募與招攬路徑。同時，相關部門也需要加強對社交平臺的監管，督促平臺履行主體責任，形成“平臺監管+部門監督”的雙重防線。

這起跨境賣淫案件，就像一面鏡子，照出了個體生存的困境、社會治理的漏洞與性別平等的短板。它提醒我們，社會治安的維護不僅需要強硬的打擊手段，更需要柔軟的人文關懷；不僅需要法律的約束，更需要制度的完善與觀念的進步。對于違法犯罪行為，我們必須堅持零容忍的態度，依法予以懲處；對于陷入困境的個體，我們也應當保留一份理解與包容，為她們提供回歸正途的機會。

香港警方持續打擊跨境有組織賣淫活動的決心值得肯定，但要真正解決問題，還需要內地與香港協同發力，從打擊犯罪、完善就業、加強教育、優化監管等多個維度形成合力。只有當“賺快錢”的誘惑不再存在，當每個女性都能在平等的環境中實現自我價值，當社會能夠為困境中的個體提供足夠的支持，跨境賣淫這類違法犯罪行為才能從根本上得到遏制。

23名內地女子涉港被捕的背后，是23個可能充滿無奈與掙扎的人生，也是一個需要社會共同反思的命題。在譴責違法行為的同時，我們更應該追問：如何才能讓每個人都不必通過踐踏尊嚴與法律的方式謀生？如何才能織密一張覆蓋生存保障、就業支持、法治教育的社會安全網？唯有正視這些問題，并用實際行動去解決，才能讓社會更加公平、更加溫暖，讓每一個生命都能在陽光下體面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