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和五位老同志吃了頓涮羊肉

1979年1月17日，深冬的北京像往年一樣寒風凜冽，不過對民建、工商聯來說，這一天非同尋常。

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周叔弢、古耕虞五位老同志應邀來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與鄧小平共同商討改革開放如何探路和起步。

“歷史不會忘記，1979年的春天，鄧小平同志宴請胡厥文等五老的火鍋宴，提出‘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打開了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禁區。”在2015年12月民建成立七十周年紀念大會上，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統戰部部長孫春蘭代表中共中央高度評價了“小平會五老”這一事件的重要意義。

一只火鍋，一臺大戲

1979年春，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閉幕不久。這次歷史性會議，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

“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十年浩劫，讓許多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團結合作幾十年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遭到劫難，民營企業家和私營工商業者也是首當其沖。如何重建信任，重拾信心，成為推進改革之前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一天，榮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五位原工商業者意外地同時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通知：鄧小平同志要會見他們，并共進午餐。

見面時，小平同志與五老一一握手，簡短地互致問候，就坐了下來。小平同志開宗明義地說：“聽說你們對搞好經濟建設有很好的意見和建議，今天就談談這個問題。”

鄧小平接著坦誠而深有所思地對他們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過去耽誤的時間太久了，不搞快點不行。但是怎樣做到既要搞得快點，又不重犯當年的錯誤，這是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我們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吸收外資可以采取補償貿易的辦法，也可以搞合營，先選擇資金周轉快的行業做起。”

1979年11月，胡厥文帶隊就落實對工商業者政策問題赴上海、南京調研，之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意見和建議。圖為胡厥文（左）正在聽取民建上海市委會主委劉靖基（右）的匯報。

五老也開誠布公地發表了意見。胡厥文提出，原工商者的技術專長不能發揮，統戰部的“投降主義”帽子沒有摘掉，這些問題不能解決，工商界心有余悸。

胡子昂說：“工商界中，在技術、管理專長方面還大有潛力可挖，全國至少有上萬的人可以發揮作用。”

榮毅仁則根據接待外賓的情況反映：“有的美國人很想來，但是現在美國大公司到中國來還有顧慮。外國朋友建議我們，是不是可以邀請大老板們來，面對面地談，讓他們回去討論，使他們改變目前的態度和看法。”“從國內講，各部門、各地區對引進的積極性都很高，但是需要協調。一個西方大公司來，許多人都去找他，他的尾巴翹高了，要價也就高了。”

古耕虞說：“中美建交以來，每年都接到不少在美國的親友來信，想為家鄉效力，想來投資。我認為，只要搞出條例、辦法，這件事一定可以做好。”

會見中，鄧小平明確表態：“要落實對原工商業者的政策，這也包括他們的子孫后輩。他們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沒有繼續剝削，資本家的帽子為什么不摘掉？”

會談氣氛十分融洽，常常是一人話音未落，一人就接上了。不知不覺已到了中午時分，鄧小平說：“先到此為止好不好？請大家一起吃頓便飯——涮羊肉!”

很快，大廳的屏風后面擺上了兩個長條桌，金燦燦的銅火鍋端了上來。火鍋周圍放著幾盤羊肉，還有幾個簡單的小菜。五老都多次在人民大會堂吃過飯，但這一餐飯，對他們來說，意義尤為特別。

席間，古耕虞又遞上關于改進外貿工作的長篇建議，用家鄉話和小平同志細細講述。多年以后，他回憶起這餐午飯，詼諧地說：“我們是一只火鍋，一臺大戲。”

五老繼續奔走

這次“火鍋宴”拉開了一場大戲的帷幕。

會見五個月后，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開幕式上，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給資本家“摘帽”：“我國的社會階級狀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國的資本家階級原來占有的生產資料早已轉到國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們中有勞動能力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五老在會面之后，也在認真思索，積極奔走。

1980年4月，胡厥文（中）和王光英（左）在一起討論原工商業者積極為四化服務的問題。

20天后，胡厥文寫出了《關于怎樣調動工商界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意見》，準備即刻動身去上海發動、實施。

恰在這時，醫生檢查出他的胃部長了惡性腫瘤。胡厥文的兒子胡世華回憶當時的情形說：“我父親在醫院時總是說：再給我三年時間，我就完成任務了。而且先是不做手術，后來又堅決要做手術。當時我們都不解其意。后來幫父親整理回憶錄，才知道，原來他是計算著用三年時間就可以基本完成鄧小平同志交給的任務了。”

胡子昂在會見后，立即奔忙于組織全國工商界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在當年6月舉行的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他聯合82位工商界的委員，提出了關于廣開就業門路、安置待業青年的提案，一方面為國家獻策，另一方面發動各級民建、工商聯為安置待業青年開展工作。

據不完全統計，在短短三年時間內，民建、工商聯在自身組織尚未完全恢復的情況下，自辦、合辦、協辦了三千多家集體企業，安置待業青年九萬多名。

與鄧小平面對面的一席談話，也使榮毅仁獲得了創辦新事業的巨大推動力。

經過反復考慮，并與工商界的一些老朋友商議，最后，他決定創辦在中國大陸還沒有人辦、甚至少有人聽說的國際信托投資企業。

一個月后，榮毅仁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了《關于設立國際投資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見》。1979年6月27日國務院正式批準成立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榮毅仁任董事長兼總經理。10月4日中信公司正式成立，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窗口。

“火鍋宴”后，古耕虞給自己的定位是：不能“唱”，只能“說”了。所謂“唱”，就是擔任企業的實際領導職務。所謂“說”，就是到處走一走，看一看，做調查研究，對發現的問題向黨和政府提出建議。

1980年，他就自己多年的老本行——豬鬃出口向有關部門進言：提高收購價格，鼓勵農民家庭和農村社隊承攬豬鬃加工。1981年，他提出發展長江航運的建議：為緩解運力緊張的矛盾，可允許交通部門以外的其他部門自行組織船隊；“開放長江”，準許外國和港澳輪船公司進入長江各口岸裝貨，并在沿江口岸開辦代理處。1984年，針對民生輪船公司和沿江一批集體所有制船隊的誕生，他又指出，要保證這些船隊能夠得到像供應國營船隊那樣低價的柴油；他們與船舶公司簽訂的造船合同，也應得到國家銀行的低息貸款。幾年下來，這些報告、建議、函件的底稿累積了厚厚一大摞。

五老中，周叔弢是年齡最大的一位，他本不打算再擔任企業的職務了，但天津工商界為貫徹鄧小平指示精神，籌備成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時，他還是欣然同意擔任了董事長。新時期天津的一些大工程，如引灤入津、整修海河公園等，他都到第一線去看過，而且詢問得非常仔細。

1982年10月，他親筆寫下遺囑，叮囑身后不辦喪事，不留骨灰。對于為數不算多的存款，他也決定全部上交國家，最后為經濟建設出點力。

（本文刊登于2019年出版的《中國新聞周刊》增刊《與共和國同行——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團結合作70年紀念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