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顧頡剛與譚其驤之爭

*本文摘自《悠悠長水：譚其驤傳》第五章

在離開北平前的1935年1月8日，顧頡剛向譚其驤提出合編一本中國地理沿革史，譚答應先試寫一部分。但顧頡剛到上海后即與商務印書館簽訂了出版《中國地理沿革史》的合同，希望盡快寫出，致函催促譚其驤。譚其驤復函顧頡剛，答應不久將先寄出一部分。雖然譚其驤已經開了三年的沿革地理課，又寫過一些專題論文，但動筆后卻發現寫沿革史并非如此簡單；加上獨自編《禹貢》和三校的課程，深感力不從心，《禹貢》第三卷第一期也遲出了一星期。3月6日，顧頡剛得知后十分不滿，在日記中寫道：“季龍編《禹貢》太不上勁，三卷一期，予送他多少稿件，而尚須遲一星期出版，真有‘才難’之嘆！”次日他向譚發出一函，除催促沿革史外，又提出《禹貢》務必不能脫期，信中對譚頗有責難。13日，顧頡剛收到第一期《禹貢》，又生“才難”之嘆：“《禹貢》第三卷一期寄到，錯字滿目。甚欲想一能任校對之人，而竟無之，不勝‘才難’之嘆。季龍為何如此不中用？”（當日日記）正在此時，譚其驤的回信也到，針對顧的詰難訴說了自己積郁已久的煩悶，談到“自己不能安心寫一篇比較像樣的文章，不能好好兒看一點不為做文章而看的書”。

3月18日，顧頡剛給譚其驤寫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長信，告訴他《沿革史》“書肆之約已定，不可愆期”，“請將大作已成者及其他必要之參考書”寄來，“當急遽寫成，寄滬而后回平也”。接著又就譚對自己煩悶和繁忙的訴說，談了他的看法：“這個愁悶不是某人某人加給你的，乃是這時代、這國家加給你的。”“兄之忙，從表面看來都是我給你的……但你須知道……乃是我想幫助你。”他力勸譚應面對現實，“最苦的一件事，就是做了現代的中國人，無論你學問怎樣好，無論你將來的學問可有多大的成就，而依然不能不顧生計問題，依然不能不受生計問題的壓迫。”“所以，你固然忙得沒辦法，但這忙是在社會上奮斗所不得不經過的難關；而且這忙的性質是一貫的，并不是亂忙。……所以，我勸你尚友古人固是要‘論世’，評論今人和為自己計劃也應‘論世’。須知今日決不是乾嘉承平之世……我們的不成熟的作品，并不是我們自己的罪過，乃是受了時勢的壓迫，不得不然。只要我們不存心欺世，發見了自己的錯誤就肯改正，那就對得起這時代。若一味希望‘水到渠成’的作品，這仿佛責乞兒以魚翅席，得無望之太奢乎！”

顧頡剛說：“我深知和你性情學問有很不同之點。龔定庵詩云‘但開風氣不為師’，拿適之先生的話來說，開風氣者是敢作大膽的假設的，而為師者是能作小心的考證的。這兩種精神固然最好合于一個，但各人的才性不同，不得不有所偏倚。我是偏于開風氣，你是偏于為師，這是沒法強同的事情；但正有此不同，故得彼此救蔽。這半月刊由我們二人辦，以你的鄭重合上我的勇往，以相反而相成，事就做得好。……不幸你不甚熱心，弄得偏重到我的肩上。”

對《禹貢》的辦刊方針和方法，顧頡剛重申了他的看法：“我說《食貨》篇幅多，《禹貢》不應少，為的是有了比較。你說東西好壞在質不在量，不必計較這個。你的話固然很對，但你的經驗實在不夠。試問懂得質的美惡的，世上能有幾個？大多數人是只懂得量的多少而已。你將說，辦這刊物何須取悅于大多數人！學問之道何必妥洽于一班庸眾！話說得自然對，但試問《禹貢》半月刊的基礎建設在哪里？如果定戶與零售減少，我們能不能存在？”“去年我奔喪時，曾請你收一部分軟性的作品，例如地方風俗之類。這種事很易，只要出一題目，叫學生每人寫一篇，就可挑出十余篇應用。但你似乎沒有照辦。單靠沿革史，固有永久的價值，但必不能得群眾點頭。”“說到分量的湊足，并非壞事，亦并非難事。要胡亂發議論，增多篇幅，固然不對。但以中國歷史之長，地域之廣，多的是材料。我們于議論文重其質，而材料文重其量，這就沒有缺稿之慮了。（例如柳彭齡君一文，你所刪去的，仍可另立一題而發表。）”

信寫完后，顧頡剛意猶未盡，在日記中寫道：“季龍純粹為一讀書人，自不能耐煩作事。但要生在這世上，又何能奚落此事。《禹貢》半月刊原是他自己事業，乃予在平，他絲毫不管，予走后他編了一兩期就起怨恨。此等人看誰能與之合作？予處處提拔之而反被埋怨，其可氣也。”

《悠悠長水：譚其驤傳》實拍圖

但顧頡剛的信并沒有說服譚其驤。他于23日復信，說本來沒有能力編輯《禹貢》，也不可能在短期間內寫出一部沿革史，所以勉強從事只是遵顧先生之命；對顧的其他批評也申述了自己的看法。因此顧頡剛在28日又給他寫了一封三千余言的長信。

顧頡剛寫道：“一個人的才性不能勉強，我沒有認清你的才性，徒然加給你工作，這誠然是我的不是；但這不是我勉強加給你的，而是我請求了你，你自己答應的。我此來攜有日記，在日記上一查，知你答應同發起禹貢學會，出版半月刊，是廿三年二月四日在斌泰吃飯時事；你答應編地理沿革小史，是廿四年一月八日在我寓里的事。我固然沒有認清你的才性，而你自己卻也沒有認清自己的才性，否則那會亂答應呢！”

接著，顧頡剛對“中國知識階級的不濟事”大發感慨，聯系到自己參與過的新潮社、樸社、景山書社、技術觀摩社等都不能善終，感到“真是使我傷心極了”，說“中國人為什么竟不能合作？我為什么永遠找不到一個合作的伴侶？”又談到他之所以要個人出版《禹貢》，而不在一個機關，是因為以前在北大編《歌謠周刊》和《國學周刊》，在廣州中大編《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民俗周刊》都是人一走就煙消云散，“我辦《禹貢》，就是要避免機關中的厄運，讓我用一個人的能力維持下去”。他表示下學年決計不離開北平，把《禹貢》辦下去。“但是這個刊物，終究有一半為了你而創辦的，”所以，他與譚約定，“此后你應當擔負下列兩個責任：一、你常做小篇的考據文章。二、凡屬于漢以后的沿革文字，我把排樣寄給你看；如有大笑話，請你改后寄我，免得又有‘唐三十六道’等語句出現。此外都由我來做，好嗎？”

顧頡剛認為他們的分歧之一，是創辦刊物的胸懷太不相同。“我辦這刊物，因要使你成名，但世界上埋沒了的人才何限，可以造就的青年又何限，我們縱不能博施濟眾，但也應就力之所及，提拔幾個，才無負于天之生才。”他舉鐘鳳年、孫海波、馬培棠三人為例，說明通過《禹貢》“使許多有志有為的人都得到他的適當的名譽和地位，豈不是人生一樂？”

“所以我們若為自己成名計，自可專做文章，不辦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與國家社會之不愛重人才，而欲彌補這個缺憾，我們便不得不辦刊物。我們不能單為自己打算，而要為某一項學術的全部打算。”

《悠悠長水：譚其驤傳》實拍圖

其次是治學方法的差異：“現在研究學問，已不是一個人目不窺園可以獨立成就的，分工合作乃是避免不了的方式。你要一個人編一部《中國地理沿革史》，而實際上是無數人幫著你編。一個人精神有限，對于一種學問，無論怎樣用心，必有看不到的材料，想不到的問題。幾個人一討論，就都看到了，想到了。你說你不贊成編《禹貢》，試問你將來編纂沿革史時能否不看《禹貢》？”

再次是工作精神的不同：“你說我的筆頭快，也是當編輯的便利，這話也可商量。誠然我寫字快，寫議論文章也快……但考據文字，你要查書，我也要查書；你要整理材料，我也要整理材料；彼此便沒有大差異。實告訴你，我的作文是拼了命的。”在敘述了他因寫作致病的經過后說：“所以常對我妻說：‘別人只知道顧頡剛以作文成名，解決了生計問題；誰知顧頡剛的奮斗生涯是這樣艱苦的！’”他告誡譚：“你如不欲解決生計問題則已，如果打不破這現實的需要，而猶欲解決之，那么，照你這樣慢吞吞地干去是不成的。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才性，我固然決不該希望譚季龍也成了顧頡剛，作同樣的艱苦奮斗；但至少也須把精神緊張起來，才可在社會上打出一個自己的地位。”

最后，顧頡剛批評了譚其驤的驕傲，指出對人對己要全面看：“這三四年中，我在燕大里，或在城里，很聽得人家批評你的話，歸結起來不外‘驕傲’二字。你這次來信說，許多人不給你稿子。我看，這二字就是一個重要的理由。”“你的驕傲，是瞧不起人，覺得人家是浮薄，是平庸，是孤陋。實則一個人總是多方面的，有壞處也必有好處。從壞處看，但覺得可厭，而從好處看，則又覺得可親。就把你來說，你在學問上很不茍且，不肯隨便寫作，這是好處。你在辦事上十分馬虎，以致答應了的事情不做，定期刊物變成了不定期，這是壞處。如果我的眼睛只看見你的壞處。那么，我真不值得把你做朋友。但我不是這樣的人，我也見到你的好處，所以要寫這樣的長信來給你，希望你前途可以減少不幸的遭遇。你如此，別人當然也如此。”

顧頡剛在信的結尾寫道：“不知你能受我這‘盡言’否？但無論能與不能，總希望你把我這兩封信保存起來，到將來受到別方面挫折時候，再拿來一看，我想你必可在這兩封信上找到些橄欖味兒。”在當天日記中，他記下這樣的話：“寫季龍信，心中一暢快。他如見我此信而猶不動心，則予亦未知之何也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