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許不知道，東藏活佛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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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吉軍，新媒體：漢唐智庫！

在人們的傳統印象里，藏傳佛教主要在青海和西藏。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遼寧省阜新縣，還有一位東藏活佛。

2025年7月，我和朋友一起到阜新辦事。這座曾經輝煌的工業城市一度以煤礦聞名，但如今面臨資源枯竭和環保問題，比東部沿海有一定的差距。原本買好了車票要回北京了，當地的朋友全力挽留，說我們當地的活佛你還沒去見呢，來了怎么能走呢？

這是我第一次聽說東藏活佛，不由得勾起了好奇心。

于是約好了第二天一起前往瑞應寺，朝見活佛、撫頂賜福。

瑞應寺位于阜新縣佛寺鎮的山谷間，是一座融合藏、漢、蒙三地風韻的佛教圣地。這里被民間稱為“東藏”，是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在東北地區的璀璨明珠。清朝康熙八年（1669年）由西藏高僧奉旨興建，這座寺院鐫刻著中華文明多民族信仰的交融，更以活佛轉世制度為紐帶，將雪域高原的智慧之光播撒在白山黑水之間，成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生動見證。

瑞應寺三面環山，臥谷十里，金頂輝煌，松柏掩映。該寺始建于清康熙年間，鼎盛時期寺中有喇嘛3000多人，被稱為藏傳佛教的東方中心，廟門上高懸著康熙皇帝用滿、蒙、藏、漢四種文字書寫的瑞應寺大匾。

在歷史上，這里不僅是禮佛修行之地，更是一所“綜合大學”，對蒙醫蒙藥、天文歷法、建筑工藝、文化藝術的發展都有著深遠影響。當年瑞應寺的曼巴扎倉（醫藥僧院）、丁科爾扎倉（時輪僧院）、阿克巴扎倉（密乘僧院）、薩尼特扎倉（法相僧院）四大“扎倉”聞名遐邇。

扎倉的漢語意為學院、學部。數百年來，瑞應寺先后培養出了一大批蒙醫藥學、哲學、天文歷法學等各個方面的專家、學者和優秀人才。其中，名醫輩出的曼巴扎倉是蒙醫藥方面的最高學府。近300年培育出4000名醫生，名醫800名，為內蒙古、東北三省、北京、青海、甘肅、新疆等地培養出了很多醫生。至今，瑞應寺曼巴扎倉的醫生，一代傳一代，口傳心授，帶徒授業，共同組建了阜新蒙醫藥研究所。

今天的瑞應寺第七世活佛是察罕殿齊·洛桑·義希成來堅措，俗名劉海龍，蒙古族人，1979年出生于遼寧阜新，他于1997年坐床，主持瑞應寺的重建與發展，在政府和社會支持下，大力修復和發展寺院，將瑞應寺打造成藏傳佛教東方中心之一，在活佛系統中享有盛譽。

東藏活佛的淵源，深植于藏傳佛教的深厚土壤。瑞應寺初創時即由西藏活佛主持，格魯派教義隨經卷、法器一同傳入東北。道光年間，四世活佛丹畢道爾吉在海棠山摩崖石壁上鐫刻蒙、藏、滿、漢四體經文與190尊佛像，將青藏高原的造像藝術與中原雕刻技法、蒙古游牧文化巧妙融合，形成獨樹一幟的浮雕藝術。

東藏活佛遵循與西藏活佛相同的轉世制度，以“靈童尋訪”“金瓶掣簽”等宗教儀軌維系法脈傳承。瑞應寺活佛統領東北蒙古地區宗教事務，最盛時僧眾逾三千，寺院占地十八平方公里，被譽為“小布達拉宮”。一世活佛曾十二次面見康熙，二世活佛以醫術濟世，三世活佛推動蒙醫藥學發展，活佛不僅是宗教領袖，更是民族交往的橋梁。

這種跨越地域的轉世體系，印證了藏傳佛教法脈一統，地域多元的特質。無論是西藏的達賴、班禪，還是東北的東藏活佛，皆以同一套教義和儀軌，串聯起中華大地不同民族的精神共鳴。

漫步瑞應寺，大雄寶殿的藏式金頂與漢式飛檐相映成輝，蒙古包式活佛宮點綴其間，松柏蒼翠間白塔林立，街道縱橫如棋盤。

寺院現存的萬佛林、祈愿殿、四大扎倉等建筑群，既保留清代古剎的莊重，又融入現代修復的巧思；海棠山摩崖造像中，宗喀巴大師的慈悲、文殊菩薩的睿智與關圣大帝的忠義共存，展現著佛教中國化進程中對多元文化的包容。這種跨越民族、地域的藝術對話，讓東藏成為解讀中華文明開放性的鮮活樣本。

歷經滄桑，“東藏”在新時代煥發新生。國家投入巨資修復文物，復建九大臣殿、德丹闕凌等殿堂，其中供奉的達賴喇嘛舍利子與宗喀巴乳牛角，成為連接西藏與東北的信仰信物。每年舉辦的倉央嘉措文化節，以歌舞、詩會等形式演繹藏族文化，蒙醫藥學傳承基地則延續著活佛們“以醫弘法”的傳統。

如今，瑞應寺不僅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更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教育基地。在紫煙繚繞的佛前靜心祈福時，在五色經幡下聆聽誦經聲時，觸摸到的不僅是宗教的神圣，更是中華多民族文化交響的永恒樂章。

正如康熙帝所賜匾額昭示的“瑞應”之兆，這片土地上的佛教傳承，始終在中華文明的沃土中生生不息，訴說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深意，闡釋了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明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