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書寫的本真性追求

（來源：光明日報）

轉自：光明日報

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散文，將“物”置于一條文化的河流之中加以審視和揣摩，讓作品飽含濃郁的文化韻致。圖為豐子愷所繪“百草園”。資料圖片

近年來，當代散文創(chuàng)作接續(xù)博物書寫傳統(tǒng)，作家對自然萬物投以關注的目光，通過“我”的視角對“物”展開細膩觀察和細致描繪，并且在“格物”時融入現(xiàn)代意識，特別是突出“物”的本真和情感的本真，從而讓“物”的特征和價值呈現(xiàn)出新的風貌，給讀者以美妙的閱讀體驗。

博物散文重考證，善勾連，在引經(jīng)據(jù)典中書寫“物”的歷史，包括物候、地理、文化等維度，形成“物”的知識考古學，彰顯“博物君子”的文化底蘊。同寫蠟梅，阿來在《成都物候記》中征引蘇軾、黃庭堅、謝翱的蠟梅詩，馬俊江在《文心雕草》中則涉及王安石的《紅梅》、范成大的《梅譜》，以及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周瘦鵑的《花木叢中》等。作家們旁征博引，將“物”置于一條文化的河流之中加以審視和揣摩，讓作品飽含濃郁的文化韻致，頗有“士大夫”的審美趣味。但當代博物作家在繼承和延續(xù)傳統(tǒng)的基礎上，力求把“物”從繁重的象征意義之中跳脫出來，回到“生命的童年”，回到“剛出發(fā)的那個時刻”。

中國文學有托物言志、寄物抒情的傳統(tǒng)，比如梅蘭竹菊意象寄寓著作者對生命意志的持守和對理想人格的追求。春秋時期孔子曰：“氣若蘭兮長不改，心若蘭兮終不移。”東晉陶淵明寫道：“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宋代蘇軾慨嘆“不可居無竹”。元代王冕筆下的墨梅具有“不要人夸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的特點。在他們的觀念中，諸如梅蘭竹菊的“物”富有隱逸、高潔、柔韌等象征意義，表達著作者的人生態(tài)度和價值觀念。不過，古典文學中“物”的象征性有時過于穩(wěn)定，成為一種刻板、牢固的文化符號，從而失去本真性的自然存在，鮮活的“物”早就被貼上了簡單的標簽。錢鍾書曾經(jīng)提及好的寫作“不讓活潑潑的事物做死書的犧牲品，把多看了古書而在眼睛上長的那層膜刮掉，用敏捷靈巧的手法，描寫了形形色色從沒描寫過以及很難描寫的景象”。當代作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阿來就對“詠花而不見花”的“不及物”審美態(tài)度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因此，他試圖展開具有本真性追求的博物書寫，還原“物”為“物”，據(jù)“物”寫“物”，呈現(xiàn)“我”對“物”的觀察與感受。以他為代表的當代作家力求破除古典文學意象與真實物的區(qū)隔，部分跳脫出“物”與“人”之間僵化的象征意義，書寫“物”自然的、原始的、本真的狀態(tài)。“物”不再只是人的精神與品格的媒介載體，也是自行獨立的審美對象。自然之“物”從背景成為主角，這種轉變不僅是創(chuàng)作手法的革新，更是審美觀念的深刻變革。

回到“物”的本真狀態(tài)，并非冷冰冰的自然科普，作家在堅持突出“物”的科學性基礎上，擅長以細膩的視角觀察自然之“物”，使用充滿詩意的文學筆法和審美筆觸描繪“物”的特性。于是，作家筆下的“物”蘊藏著他們的情感和記憶，構建起有溫度、有個性、有格調的博物寫作。這種博物散文給讀者以豐贍的自然知識，又提供豐盈的審美愉悅，實現(xiàn)文學性與科學性的相互交融。

馬浩在《誰染楓林醉》中以科學的語言解釋楓葉由綠轉紅的緣由，即楓樹葉片細胞液呈酸性，隨即筆鋒一轉，慨嘆楓葉歷經(jīng)春、夏，飽經(jīng)風霜，終成紅楓。這使得楓樹由綠轉紅的現(xiàn)象不僅是一個科學問題，也是一個審美問題。阿來在《貼梗海棠》中，以文學性的語言書寫海棠花的植物學特點：“那花一朵一朵一律五只單瓣，不似絹的輕薄，而有綢子般肥厚且色彩明麗同時沉著的質感。”把海棠花瓣比作綢子，形象而又熨帖。李元勝則以白描和擬人手法書寫螳螂：“修長如箭的身體，頸部超長，腹部也超長，而且動作優(yōu)雅、從容有如深山里的文人。”他在《尋花問蟲》中時常對自己發(fā)現(xiàn)的花和蟲表達出驚嘆與喜愛之情。阿來也注重呈現(xiàn)“尋花歷程”，沉醉于花朵對自己的情感饋贈。有的作家以自然之“物”作為情感媒介，以回憶為通道，展現(xiàn)創(chuàng)作主體對于人事變遷的感喟，表達“物”帶來的生活哲思。馬俊江在《楊柳依依》中通過“楊樹”懷想老家的房屋，在《“龍”是水邊紅蓼花》中懷想北方老家的院子和二姐。這些博物散文以“物”聯(lián)結新舊時空，在濃濃的回憶之中由“我”的一己情感通達“我們”共同的情感世界。

在傳統(tǒng)散文中，大自然往往承擔著一種風景或者一種襯托的角色，而在當代博物散文中，作家習慣把“自然”作為主體對象展開書寫。他們走出書齋，親近自然、觀察自然、思考自然，挖掘自然現(xiàn)象背后蘊含的秘密。只有復歸自然，無功利地探求自然，做到超然物外，還原一個出世般怡然自得的“真我”，才能從實踐意義上完成對自由心靈的追尋。馬俊江坦言對自然之“物”的態(tài)度是“只管審美，無關實用”。阿來認為以往的植物知識過于注重道德內涵的挖掘，也過于追求實用價值，作家可以從身邊的草木之中學習一點植物學知識，學習欣賞“物”的美感。當代博物散文家書寫自然之“物”，追求是自己親眼所見的，是自己側耳傾聽的，是真實而真切的自然存在。通過這種真實的書寫，作家們原原本本呈現(xiàn)“物”的自然之美，突出內心的本真性情感，表達對自然的敬畏與熱愛，以及對生命意義的深刻思考。這種創(chuàng)作實踐，不僅可以豐富當代文學的內涵，也可以為讀者提供一種有意味的審美體驗，培育一種在自然萬物中發(fā)現(xiàn)美、欣賞美的生活方式，進而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樂于用心感受自然之美與生命之真。

當下，自然博物知識浩如煙海，觸手可及。當人們打開新媒介，各種博物知識紛至沓來、應接不暇。這對于博物散文寫作而言是一個挑戰(zhàn)。好的博物寫作不應該是既有知識的堆疊和累加，不是干巴的內容簡介、文字說明，也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化獨享，而應當是創(chuàng)作主體充滿情感的獨到觀察和用心表達，如汪曾祺的寫作，把博物知識從幽深的書齋請出來，使之走在陽光下、住在人世間，與作者的具身體驗、生活經(jīng)歷和內心情感等巧妙融合，面向社會，面向讀者，使之有滋有味、有聲有色、真實可信、親切可人。

（作者：鄭麗霞，系集美大學師范學院副教授）